电视上看到广州市长林树森大发脾气的片段，不知为何。翌日在报章读到，女记者的小节不论，主要话题是香港与广州的合作与竞争。说来话长，这里我只能简略地说一下。

首先我要对林市长作一个建议，那就是广州的英文名字应该复旧，把Guangzhou复旧为Canton。国际上有悠久历史的大名城市，其英文名字不改为妙。北京以拼音改为Beijing，西洋鬼子还知所指，可以容易地读出来。上海依然故我，还是Shanghai，与拼音巧合，是上海之幸。

广州——Canton——自一七二○年康熙皇帝谢世前在那里成立了对外贸易的公行，至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条约，是东方名头最大的商业城市。今天广州的商业发展卷土重来，可喜可贺，但不少外籍朋友还是Canton、Canton地叫。当然，假以时日，他们会忘记Canton的。然而，今天鬼子佬的意识，是Canton不仅是大城市，而且代表着东方的商业传统，其外贸历史早于上海百多年。

回头说合作与竞争，我解释过了，二者并存是没有冲突的。市场开放，合作与竞争的行为不需要政府的参与。私营企业为利竞争，也为利合作。今天的珠江三角洲，像番禺、顺德、南海、东莞等地，工业发展得头头是道，主要是经过市场的指引，竞争与合作皆得宜。一家工厂接了大订货单，自己赶工不起，挂个电话给竞争的行家，就立刻合作生产了。见钱搵钱，有饭食饭，是市场竞争与合作的规律。一位在东莞开厂的朋友说：「我的工厂是他们的；他们的工厂都是我的。」

问题是庞大的项目，例如建机场或港口，因为陆地与海洋的产权不是私有，而政府又不愿意放出去给私营运作，又或者公路与基建等必需的协助牵涉到不同市县的政治问题，项目由政府主持就需要了。这种项目没有市场的指引，计错数的机会比较大，而错起来往往是大错。另一方面，庞大的政府项目，其合作往往牵涉到两个甚至多个政府。这些应该是董特首与林市长所说的「合作」事宜了。

庞大项目的合作，不一定是指合作兴建大桥之类。我建机场，你也在邻近建机场，岂不是重复成本而互相损害？这问题经济学的看法也是以市价及成本来衡量的。比方说，香港近两年来的空运物流生意好，广州看着，计算一下自己的成本，自己较近生产地的优势，也计算一下香港机场的生意可以竞夺多少过来，划算，就建新机场了。香港机场如果因为费用过高（连运货抵港的费用）而生意流失，是无话可说的。同样，南沙准备兴建大货运港口，算得准有利可图，就应该兴建。如果香港政府老早就大量推出货运码头，尽早与国内洽商，搞好与工业产地连接的公路，大幅减低运输成本，南沙港口的兴建多半不会被考虑。

当然，如果广州或国内要独食其肥，兴建机场或港口后禁止货物运港转口，或诸多留难，就违反了经济合作的原则。六、七年前，广东的发展在官僚的左右下，往往有违反以降低成本而合作的倾向。我曾经为文批评。两年多前在广州会见王岐山，他很明白减低成本的重要，而那时广州已是明显地欣欣向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