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重复又重复地大声疾呼：中国必须争取清洁卫生的形象！经济改革二十多年了，还可批评，但有大成，算是奇迹。如果这奇迹给什么瘟疫杀下马来，多么令人痛心惋惜！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二十二年前我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推断可没有考虑到。

一个国家不够清洁卫生，不可能有清洁卫生的好形象。实际上的清洁会减少疾病与传染，但不会清除。重点是同样严重的瘟疫，一个有清洁形象的国家，这瘟疫对经济的杀伤力会远为轻微。千万不要相信几天前，某国际组织说，这次非典瘟疫不会影响中国的经济；也不要相信不知怎样算出来的经济统计数字。

多年以来，我对一个经济的看相与把脉很少出错。我认为这次非典瘟疫，不幸中有大幸，受染的人数奇怪地少，对中国经济只是元气小伤；再来一两次同样严重的瘟疫，或同时受染的远超医院所能应付，就元气大伤了。

正面看，炎黄子孙可能因祸得福，因为这次不幸而站了起来。我欣赏北京认错，佩服他们能在八天之内建造好千多个位的、合乎规格的传染病医院，也喜见王岐山的大将之风。既然站了起来，就不要再倒下去。中国要藉这次非典病毒的说服力，彻底地搞好清洁卫生。不容易搞，事实上很困难。有谁不知道或不同意清洁卫生是重要的？为什么讲了几千年还办不到？不是热情，不是立法，不是口号等可以改进的——这些早就有了，早就做了无数次。要坚持，要沉着，而更重要的是要讲成本与收益——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及考虑不同的处理办法。

我的分析起点是三个问题：哪些清洁事项应该由政府做？哪些应该通过市场的无形之手？哪些应该让人民自己处理？说「应该」，是问同样的清洁水平，哪方面的成本比较低？政府应该做的是立法与监察，但要立什么法例是深问题。市场应该做的是协助法例的施行，以价供应清洁的服务与以价满足清洁的需求。人民应该做的是约束自己的行为。这后者是风俗习惯了。

为什么要高举风俗呢？因为搞清洁中国有两项特别的困难。其一是人口密度高，增加了互相污染的机会。其二是贫穷的人还是多得很。别的不说，我怀疑今天国内还有过半的人口出不起钱购买清洁的食水。

解决上述的两项特别困难，帮忙最大的是清洁的风俗习惯。推行与监管法例有成本，以市场成交来清洁有成本，而这些成本高得很。清洁的风俗是可以大幅度地减低这些成本的。

想想吧。没有谁不重视清洁卫生，办不到是因为成本太高——交易费用高，监管费用高，服务费用高，清洁所需的物品费用高，加起来是高、高、高、高。清洁的风俗可以大幅度地减低这些费用。在清洁卫生的问题上，不管风俗，中国面对的只有两个可能，皆不可取。其一是没有清洁风俗，清洁成本太高，卫生不可能搞得好。其二是如果不惜成本搞卫生，社会会因为负荷不起而使经济倒退。

明智的选择只有一个：必定要有清洁的风俗习惯来协助政府与市场的清洁运作。然而，风俗这回事，不能立法强迫，不能重金购买，只能培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