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针对中国大陆的清洁卫生下笔，不是因为那里比香港或台湾污秽，而是那里地大人多，处理清洁比较困难。当然，同样的分析可应用在任何有清洁问题的地方。

说实话，目前中国有好些地区的清洁这几年大有改进。困难还是不少，而藉着非典祸害的说服力大搞清洁卫生，今天是好时机。

我是个高举产权界定与市场运作的人，所以不可能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产权是要由政府界定的——或者说，凡是协助界定产权的机构，「政府」是也。我不相信世界上有——或应该有——没有约束的自由，问题是怎样约束而已。另一方面，「政府」的定义不简单。我在《经济解释》卷三第六章提出的政府理念，不一定是大部分经济学者认同的。

首先要说一个大原则。任何经济活动都可以由政府做，也可以由市场做。二者择其一，同样的利益，成本哪方面低就应该由哪方面做。这考虑不仅是生产或服务的成本，而是包括交易费用。衡量政府相对市场的成本不容易，但一般而言，市场可做的，其成本通常比政府低。所以在衡量不易、难以取舍的情况下，有市场做过的先例，选市场。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定律，千万不要忽略了。

我说过了，瘟疫因为病者负，染者也负，不容易界定权利然后在市场成交，所以政府要管治。但清洁卫生是不难界定权利与责任的。这方面，政府的职责是界定清洁的权利与责任。中国今天的权利制度大有长进，伸延到清洁那方面去不会有大困难。

八十年代我屡次提出，北京当局要尽量把权力下放。今天回顾，这方面他们办得比我当时希望的还要好，还要快。主要原因，是当时盛行的承包责任制，用作权力下放是一级机制。正如工业所用的层层承包（香港工业所说的判上判），转用于中央把权力（承包责任）下放至省，省至市，市至县，至镇，至村，至组，至户，最后至个人。利益的权利下放，单位愈小其（总）权力愈大愈妙。另一方面，单位愈小其责任则要按利益的增加而增加。这些是承包责任机制的基本目的。

看清洁的问题吧。甲需要清洁，有权利不受到乙的不洁所侵犯（记着，因为交易费用高，不要考虑高斯定律的另一面），如果甲乙之间的清洁权利与责任能界定清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这里有两个困难。第一，在某些情况下，清洁的权利与责任不容易界定清楚。这方面的分析下期再谈。第二，这里要说的，是由上至下，由人多至人少，由地大到地小的层层界定清洁的责任，是要由政府立例协助的。

举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吧。美国华盛顿州的海滩，有公众的，有私人的。私人的远比公众的清洁，不言自明，不需要解释了。划定海滩的清洁范围应该由谁负责，清洁就容易生效。

重点来了。上文提到自上而下的层层清洁责任界定，怎样界定是个头痛的问题，需要有明智的设计才可以减低监管费用。设计是指设计法例然后监管。这设计要怎样做呢？告诉你吧：自下而上。先界定个人的清洁责任，继而户，户而组，组而村，……倒转过来，从个人推上去，我们会远为清楚每层的清洁问题所在。

是的，设计层层清洁法例的方法是自下而上，法例推行后，监管又再倒转过来，自上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