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界定清洁的权利与责任，我们要重视两个原则。

其一是「有权利必有义务」这个老生常谈，是对的，但倒转过来我们问：有义务可不可以没有权利呢？这个问题经济学者很少提及。原则上，有义务可以没有权利：你要作义工，不求分文，不会有很多人反对。然而，一般来说，没有权利，义务来得不易。这也是说，要人义务清洁，没有相称的利益回报，义务来之不易，因为交易或监管费用是偏高了。

举一些例子吧。海滩是我的，我清洁海滩得来的利益我可以享用，我的清洁意图当然高于海滩是公有的。我清洁了自己的海滩，邻居看得舒服，是「义务」地服务了邻居，社会的利益增加了。现在假设政府立法例，指定街上的每家商店要负责清洁店前的行人路。可以办到吗？可以的，监管费用不少。但假如法例说，每家商店清洁店前的行人路，商店可用行人路的一部分作为销售用途。这样，每店清洁行人路的监管费用会大幅下降。这解释了界定权利与责任的清洁范围为私产，对清洁是那样重要。要人「义务」清洁，给一点权利为诱是正着。

这里牵涉到一个问题：高斯定律，如果加上交易（及监管）费用，其「产权不管谁属效果不变」的说法是错了的。想想吧，工厂污染邻居，高斯的推理是：如果邻居有不受污染的权利，工厂可补偿给邻居而增加生产（多了污染）；倒转过来，如果工厂有污染邻居的权利，后者可补偿前者使其减产（少了污染）。权利界定不同，只要界定了给任何一方，污染程度一样，是高斯的「不变」定律。

高斯的想法没有错，但要基于交易费用微不足道，或不管权利谁属，交易费用都是一样。问题是交易费用不是一样。工厂产出的本身对工厂有利，要工厂补偿邻居或自己约束污染，是把利益与责任（或权利与义务）挂钩，利益的压力所在，责任就比较容易监管了。倒过来，邻居受污染，本身是损害，再要邻居出钱或负责减少污染，不是不对或不可能，而是交易（监管）费用会上升。

这里的要点不是说权利与责任挂钩，污染或清洁的问题就会由市场成交处理，而是说这「挂钩」会减低监管困难。你负责，我给你权利，你负责的意图增加，所以监管费用比较低。是浅分析，但经济学有时就是这样婆婆妈妈的。

转谈第二个原则吧。公众污秽的产生往往是起于微不足道的个人利益导致不微小的公损。废物箱就在你的面前，但你却要把废物丢到地上。君不见，在香港或国内的公园或公众海滩的烧烤场地，废物箱多的是，但地上废物满布。小利益或小成本的行为不容易查察监管，是以为难。

我说过了，因小私利而引起大公损的行为最好由风俗处理，让人民互相监管，或以歧视的方法来约束不清洁的人。政府的参进，首要任务是尽可能界定清洁的权利与责任，而这方面，为了减低监管费用，我们要把权利与责任挂钩。但困难还有：有好些情况权利与责任的界定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