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过多次，货币不可以没有锚，而下锚之法就是货币制度。解释币量变动的效应是币量理论。基础上，理论不湛深，但变化复杂，而理论与实践之间可以有非常头痛的大差距——行之不易也。

说货币下了一个固定的锚不是说汇率不浮动——只是与锚固定不变——更不是说有外汇管制。这些我解释过了。可惜有些读者老是不明白，以为主张有一个固定的锚是主张固定汇率，甚或赞同外汇管制。

在昔日的金本位或银本位制度下，锚是固定的，如果所有国家都采用同样的本位，国与国之间的汇率当然不变，但外汇管制却谈不上。不同国家采用不同本位，或一些用本位一些不用，汇率会浮动。香港今天采用的联系汇率，也是本位制：港钞以美元为本位，历来被称为「钞票局」制度——港钞与美元的汇率挂钩，其它皆浮动。

这里要谈的是美国（与欧洲）目前采用的制度。脱离了本位制，美国的货币有锚，但不固定：通胀率、失业率、产出率等是美国货币要维护之锚，有关的变量太多，难以固定，但不能说这些锚不存在。

数十年来，以佛利民为首的货币大争议，是关于在没有本位的fiat money制度下，怎样才可以把物价与经济增长稳定下来。基本上，佛老从费沙演变出来的币量理论没有错，而他对币量历史研究的深入前无古人。他提出，因为货币的转动速度有稳定性，通胀永远是币量过多的结果。于是建议：币量的增长率要在国民收入增长率加百分之二至五之间。佛老认为通胀率百分之二至五有利。这里我要补充。在有严重的最低工资管制下，不高的通胀有助，但中国是另一回事（中国在九十年代后期起有好几年严重的通缩，但失业率不升）。

调控币量是佛老的黄金定律。理论对，但实践难。首先是货币要怎样算才对（香港的中学生也知道有M1、M2、M3之分）。其次是币量的变动往往要久达十多个月才见到效应。跟着是电讯的发达与国际需求美元的影响。七十年代后期我指出，电讯的发达把汇款时间从数天减至数秒，对货币的转动与国际化会有重要的影响，但找不到几个注意的人。

佛利民历来反对以调整利率的方法来调控通胀及经济不景。他主张控制币量的稳定缓增，让市场决定利率。然而，远在六十年代初期，币量怎样算与调控得准确的困难，不少人知道。一九六五年，我的一位师兄A. Meltzer回到母校UCLA作研究报告，说只要调控远为容易处理的银根（monetary base），币量会适当地自动调整。那是一篇重要文章，后来成为欧美货币政策的一个中流砥柱。

三十年后——一九九五——这位师兄访港，跟我到雅谷进午餐，谈起币量理论，他有困扰，说美元的币量上升年率近百分之二十，但毫无通胀加速的迹象。他的解释是当时美元强劲。其后我想，这就是了，一九九一波斯湾之战后，多国重视以美元作储备；同时，不少外人喜欢持美元保值，而到中国投资的通常以美元交收。这样，美元币量急升是不一定会导致通胀的。大约两年前，佛利民对自己坚持了数十年的货币政策公开地表示有怀疑。

格林斯潘十五年前起就采取以调整利率的方法来调控通胀或不景。他懂得掌握很多方面的数据，也深明银根之道。调控得相当精确，但不幸的是，利率的轮上轮落使经济整体付出大代价。

货币没有固定的锚，适当地调控币量不易，不是可取的货币制度。这几年我这样想，蒙代尔早就这样想，但我反对中国走欧元（亚元）的路。下期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