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日人民币的走势，加上去年十二月央行改变了「中间价」的计算方法，央行显然是有计划地要脱离朱镕基时代的货币制度，以美国的没有固定锚的制度代之。去年七月公布转用一篮子外币为锚之说，已成泡影。说中国的经济亮了红灯，再不用加上问号了。

见形势不对，我在二月九日写好了《从格老政绩看美国的货币制度》，二月十四日发表，打算以之起笔写几篇解释为什么央行是走错了路向的文章。殊不知老友蒙代尔也看出央行要改变货币制度，二月十三日于北京大声疾呼，说会有「灾难性后果」。英雄所见略同，一别三十七年，蒙兄的宝刀竟然未老。

看来是回应蒙代尔，二月十五日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发言，说人民币快速上升是市场压力所致。吴女士显然不明白朱老时代的货币制度，也证实今天央行再不用该制度了。不小看吴副行长，我自己也曾经理解错了，批评过朱老。只是一九九七年得到一个提点，跟着灵机一触，想了几年，愈想愈佩服，于是公开认错。

朱老时代的制度是把人民币下了一个固定的锚，另文解释，我把此锚一般化，阐释为一个可以直接地在市场成交的指数（a tradable index），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有了这样的锚，所有其它价格，货币量，以及与此锚分离的汇率，都要环绕着这个锚浮动或调整。锚的本身可以人为移动，但不会受到任何市场压力的左右。

我们可以容易地为朱老时代的货币制度辩护，说这制度不仅胜于美国的，更可能是历史上最好的货币制度。让我傲称之为「中国制」。事实胜于雄辩。没有任何学者不认为货币制度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而事实说，在这制度下的十多年，中国经济的稳定与迅速发展，史无前例，是个奇迹。只这一点，我们充其量只可以考虑换锚，但无端端地改变下锚之法（改变货币制度）是不智的。事实上，十多年的经验足以证明中国制行得通，守得住。我们听到的外来压力都是政治的，那些代表着压力团体而不是代表消费者的言论，要求中国货起价！作为泱泱大国，北京大可忙顾左右而言他。

现在的严重问题，是转走欧美的没有一个固定的锚的货币制度，适当地调控货币量与利息率的困难早晚会出现，跟着就是手痒起来，以复杂的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引起各种对经济有害无益的波动，忘记货币的基本用途是减低交易费用，让经济稳定发展。到了某一天，国务院也会手痒起来，以货币政策协助财政的需要。这样，央行独立的呼声就会出现了。

历史与逻辑皆说，凡是货币下了一个固定的锚，不管是昔日的本位制还是今天香港的钞票局制，都没有什么货币政策可言，管理的职责是守锚与监管银行运作，经济的其它方面是守锚者的权力范围之外。最近谢世的前香港财政司郭伯伟曾经对我说，六十年代香港施行钞票局时，守锚工作他每星期只需用大约两个小时。

反观美国的货币制度，差不多所有经济问题都牵涉到联邦储备局，权力范围因而大增，而精明如格林斯潘，利息率轮上轮落的政绩大有问题。我没有理由怀疑周小川先生的本领，但就算他比格老高明十倍，在他之后北京要到哪里找另一个天才呢？历史说，大幅地增加了一个体系的权力，不容易收回来。货币归货币，经济归经济，欧美出现了混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可以有中国制。下期再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