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们17人（其中13人是知青，4人是知青的亲属）一行回了一趟以前插队的村子沂州大队（现为沂州村）。原来想，我们大多数知青当时与老乡的交往不是很多，何况30年过去了，年龄大的老乡有不少已经去世，留下来的老乡绝大多数也许已经不认得我们了，有一种知青与老乡“相见不相识”的预感，所以我们原打算只是回去看看，看看我们以前居住过的土屋，看看那里是否还留有我们曾经生活过的痕迹，寻找我们即将遗失的记忆，尽量不要去惊动乡亲们。没想到队里的乡亲们闻讯后都已经聚集在村委会门前等着我们。

　笔者坐在车门口，所以车门一打开，趁老乡还没有认出自己，就下车走到村委会门前的台阶上给大家拍照。

买久龙刚出现在车门口就被老乡拉下车。开始时大家的脸上还带着笑，不料被拉下车后，她们紧紧地抱在一起，眼眶里都噙着泪。场面令人十分感动。事后听买久龙说，眼泪就在眼眶里，她是想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可是怎么也忍不住。

女知青和村里的老娘们特别容易动感情。大家都试图在对方的脸上能找到30多年前的影子。

在上海出发前，大家推举李文为我们的领队（上图左下角）他原是我们上海知青的头儿，1974年去哈尔滨读大学学医，毕业后在黑河当老师，如今他当年的学生们在黑龙江省内各地医院里当领导，所以这次回去，除逊克县境内由我们当年的县知青谢建华、侯凤霞、小三等负责接应之外，其他地方都由李文的同学和学生负责接应。

我在拍照时不断地有老乡上来问我是否还记得他，遗憾的是我已经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了。我只好反问：你能认出我是谁吗？他们很扭怩地说，不知道我的大名，但叫得出我的绰号，只是没敢好意思喊出来。呵呵。我只好鼓励他们说：在这里，还是叫我绰号，让我更觉得习惯，更有亲切感。这是大实话，我那久违了的绰号，此时听起来特别有感觉。

现任的村支书和队长招呼大家进屋开欢迎会，但大家都沉浸在兴奋里，这样的兴奋完全淹没了他们的招呼声。

村支书（左1）一脸的无奈。为了开欢迎会，他几次招呼大家进屋，但是大家依然舍不得离开。他是在我们知青返城以后来到我们队里的，所以与知青大多不认识。听说我们要来，他作了很多安排，亲自赶到县里来接我们。在县里，说起我的绰号，他连声说：“听说过，听说过。”

  
这位大婶指着我说着什么，我没听见，于是走过去，她用力握着我的手叨叨絮絮地说着，由于现场很热闹，我还是没听清她在说什么。其实在这样的时候，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人群中突然轻轻地响起一阵直呼我绰号的惊叹声。有知青告诉老乡们我就是当年的“耗—子”。乡亲们突然认出我来。相隔30多年，对乡亲们喊我绰号时的那种语调和语气，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特别顺耳，特别有亲切感。我忽然觉得，我的绰号其实是很有感染力。
这位大婶拉着女知青的手很久没有放开。在她的眼里，我们依然还只是孩子。

乡亲们专门为我们腾出房间，希望我们能够多住几天。但是如今虽说女知青们都已经退休，但男知青们还都在上班，出来都要请假。这让乡亲们感觉很失望。我们答应三年后等我们男知青们全都退休后，我们还会回来的。到那时，有更多的知青会回来看看。

上图和下图在与知青交谈的是当年曾经带着我们干活的队长孙宝贵。队里为了让我们住几天，孙宝贵全家出动，在我们到达的前一天做了很多馒头放在地窑里。结果我们在队里只待了一天，而且吃午饭时有知青提出要喝大碴子粥。于是他们午饭后马上开始熬粥。大碴子粥是需要烧木柴熬的。结果大热天的把他们的火炕烧得很烫，房间里热得都不能待人了；而且孙宝贵的妻子（我们喊她大婶）这天累病倒，下午就送县医院住院了。
第二天我们留下两名知青后其他人去黑河，顺便去一趟知青博物馆。留下的两名知青去探望了大婶，三天后与我们汇合后我们才知道，那天孙宝贵家放地窑里的馒头都发霉了，只好全部扔掉。这让我们感觉很愧疚。

看着这样的场面,有知青亲属充满感慨,连声说太感人了，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其实，真正惨烈的生离死别，在40年前我们16周岁的时候就已经经历过了。
开完欢迎会以后，有的知青被老乡拉走了。我们几个赶到南岗的地头，拜拜这块曾经养育过我们的黑土地。

当年我们离家的时候，都只有16周岁，模样儿就像现在读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那样。直到26周岁回上海，整个发育成长的过程都是在这块黑土地上度过的。所以我们得感谢这块肥沃的土地把我们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