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到南方去了，有一种“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的心情，想说“焦山真美”，“何园真美”。

回来看到网友对临走前发的一个帖子“警惕财富转变成肆虐的日常权力”的诸多评论，颇有启发，但说明一点，写作时并未想过主人公是哪里人。故此再发两篇稍早时的文章，也是讲一个河南人。）

 

我们不必细述洪战辉所经历的种种艰辛，一个城里的独生子到了他现在的年龄可能还主要依靠父母的收入生活；而他在13岁时就已经要独力支撑一个家庭。一个久经沧桑的人也会在这样一个年轻人面前肃然起敬。在这样一个人面前，还有什么困难会令他害怕，有什么障碍会让他觉得不可逾越呢？他已经被磨炼成一种勇敢自尊而又动情忍性的人格，客观上说，这是教育上的一个大成功。但是，这样的话自然只能事后说，谁都不希望这样巨大的不幸落到任何一个少年身上，因为许多人都可能会被这样的不幸压倒，事先谁也不可预料、也不能对任何人做这样的试验，也许正因为如此，能够经历如此劫难而过来者才是真正的英雄。

那么，洪战辉怎样做到了这异乎寻常的一切？

最初的行动主要是出于亲情和同情。我们看到，洪战辉怜爱父母，也怜悯和喜欢捡来的妹妹。他说：“当时我是小孩子，我不懂得后边有多大的困难，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高兴的事儿，我喜欢妹妹，喜欢和她玩，喜欢喂她的感觉，喜欢抱着她她对我笑的感觉。”

而随着岁月的漫长和困难的接踵而来，更其作用的还是一种责任感。他开始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责任”这个概念，但隐隐约约感到一种朴素的责任：绝不能让妹妹饿着，不能让妹妹哭泣，要给她吃东西，再艰难也要让她正常地活下去。他并不是自己主动捡回这孩子，但感到她一旦来到自己的家就不能丢弃。

洪战辉毕竟在年龄上还是一个孩子，他说妈妈出走以后，觉得忽然间一点依靠都没有了，抱着妹妹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他后来也曾努力寻找，想将妹妹送回给她的亲生父母，但后来找到了却有一种感觉：妹妹在那里生活将不如在他这里，妹妹一定要让一个更负责任的人来带——而不管谁是她的亲生父母。他感到最能对她负得起责任的人还是自己。而那时已经3岁的妹妹也不愿意呆在那里，，还有她那双信赖他的大眼睛，他感到自己对她已经有了一种承诺，履行这由情感而来的承诺也就是一种责任——一份极其沉重、但他却不敢卸下的责任。

有过一些极其艰难的时候。洪战辉曾跪在院子里问上苍：“为什么要把这么多负担放到我的头上？”他真想放弃，一了百了，但他又想，如果他死了，妹妹、爸爸、整个家怎么办，这样一想，心中那么多想法就全都没有了。他说那时候才真正想到什么叫“责任”，真正明白了什么叫“责任”，就从那个时刻起，他觉得自己一下从精神上改变了。

洪战辉已经懂得什么叫“责任”的概念了，各种具体的责任已经概括为一个词，抽象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声音，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动力。任何人都会有感情、有同情，但是，只有具备了一种责任感才是真正的成人。他等于很早就履行了他的成年礼。他甚至因为一种成人的自尊而不愿意接受学校的特困生补助金，他对自己的感觉就是，要做正确的事，为此可以不计一时一事的得益。而对于一个具有了巨大责任感的人来说，一切事情又都是简单的了，继续带着妹妹，拖着家庭前行，这就是他的义务。他后来在一首题为“蜗牛”的诗中写道：“肩头的重担注定会耽误我的行程……但责任又让我宁愿忍受苦痛，扛也是苦，放也是痛，苦痛中脚步不停。”

在洪战辉那里更为闪亮的与其说是传统的“亲亲之爱”的美德，不如说是现代的一种责任承担。他甚至说他在妹妹面前挺残酷的，该她做的事情自己从来不做。有网友认为他这么多年来已形成了一种不可割舍的感情和亲情，故而可以为妹妹做任何事情，他说这句话是错的，说他不会为妹妹做所有事情，而只会为妹妹做他应当做的事情，比如洗衣服，她能洗的衣服就绝不给她洗，生字她不会了也不直接告诉她，只是开始教她查字典，她问字的时候就把字典推过去。他甚至跟妹妹说，她每天花的钱要记下来，长大以后要还。他觉得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独立，当一个孩子具备独立能力的时候，能够推出去，就像老鹰一样，一脚踹下去，让他自己飞，这样对他更好，因为人天生就具备了一些能力，只是被人们自以为“对”的事情反而搞得不对了。他说妹妹不是自己情感上的一种寄托，情感是割舍不了的，但不完全是为情感而做的，本质上还是责任。他说：“说到底还是那份责任，什么东西都可以归结到那两个字上。”他自己也就是这样做的，他对自己远为苛刻，甚至对自己的弟弟也要比对妹妹严厉得多。他也太知道一个人独立自强的重要性。他说：“人首先要对自己负责，其次是对家人负责，然后才是对社会负责。如果连对自己都不负责，对家人、对社会的负责就都是空话。”

孟子对同情多有亲切有味的阐发，在古代儒家那里，同情主要是由普遍的恻隐之心和特殊的“亲亲之爱”两部分构成，而康德则对强调理性的义务和责任感有极高的推崇。或问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何者更为重要，我们可以说，恻隐是道德的最初源头；而责任感则是比较持久的动力。一个有道德的行为开始往往是出自一点不忍之心，而它如果要真正卓有成效和蔚然成风，就还须有一种责任感。尤其对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更宜于强调责任；而一个传统上更重视亲情的民族要走向现代法治社会和公民德性之路就愈加如此。但两者不仅可以、也应当互补：恻隐之情有可能滥施，这需要理性的调整；而具体责任也有可能错认，这需要恻隐之心的回归。

　　洪战辉一直觉得自己只是在执着地做一件正确的事，是在认真地履行自己的一种责任。他甚至觉得现在不是大家被他感动，而是他被大家感动。而他希望感动只是一个阶段，最主要的部分是行动。“感动不要泛滥，行动才是关键。” 感动固然有启动之功，但更重要的是坚韧前行，而这就需要一种巨大的责任感。责任比感动更长久。所以，在“感动中国”之外，我们还需要提倡一个“责任中国”：从每个负责任的公民到“责任政府”。后者甚至是更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