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有友人告知《东方早报》有文批评《何怀宏品读沉思录》一书（下简称《品读》），在网上查到“何怀宏考辨《沉思录》版本的来历”一文，批评者倾向于认为其中的“《沉思录》的流传与版本”一文（下简称“版本”）的许多内容是从英国George Long的《沉思录》英译本译者导言，以及法国Pierre Hadot的The Inner Citadel: The Meditations of Marcus Aurelius两书中“抄译”过来的，并举了十条中英文的对照。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沉思录》的流传与版本’这篇文章，一多半内容几乎可以说‘无一字无来历’。这些个‘来历’，就是好几代西方学者像Long和Hadot那样的人一点一点研究和积累起来的。在使用人家的研究成果时，为啥不就手儿写上几句‘据某某研究’、‘据某某考证’呢？这不是举手之劳的事吗！”
    对此谨回应如下：

一、“版本”一文非学术考辨而是知识介绍

    批评者题为“何怀宏考辨《沉思录》版本的来历”的一文中没有提及的是，他所批评的对象，只是收在我的《品读》一书“附录”中“奥勒留生平年表”之后的一篇资料性文字。且

    在前面“墓与幕”一文讲到的沈定一，就其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革命中重视农民和农运而言，有人甚至称其为是国民党里的“毛泽东”。他除了组织和发动中国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农运——衙前农民抗租减租斗争之外，后来还组织过一次现代意义上最早的乡镇自治——东乡自治。他在1921年夏对农民发表的白话演讲中，一开始就提出谁是你们的敌人、谁是你们的朋友，认为最终的世界将是劳动者的世界。

坏经济会使人变好吗？要看坏到什么地步。

如果经济坏到生存的底线，所有人都来抢夺必需的基本生存资料，那这样的坏经济绝对是坏事，它不会使人变好，只会使人变坏，那怕开始只是少数人越轨，但不久恶就会迅速蔓延（很少数具有潜在圣徒气质的人除外，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怎么受经济影响）。甚至于经济坏到只是由社会上的某一部分人来承担坏经济的后果，他们失业或就业无望，看不到自己生活的前景而陷入绝望，这也很不好。

但如果经济只是坏上一阵子，只是坏到收入减少甚或只是停滞不前，要过一阵“紧日子”了。那还真有可能使人变好，或至少不会变坏。这时我们也许只能说，经

生于辛亥不居庙堂之高情系民瘼国运真民国老人

殁于己丑愿处江湖之远志在士行林下正士林寿者

我把中国在二十世纪主干的历史称作是一个激烈过渡性的“动员时代”，所以，一直非常关注对各种社会政治运动的研究。为此，前几年还专门去过中国第一个现代农民运动的发源地——浙江萧山的衙前镇，参观了当地农民运动的纪念馆和一些遗址，并请当年瘐死狱中的农民协会领导人李成虎的后人（纪念馆长）带我到后山，拨开深深的荆棘茅草，去看了发动和领导这场运动的沈定一墓的残迹。

首先的感觉可能会是不胜唏嘘：沈定一，这位当年当地最显赫的望族子弟，本人也是民初风云人物，富有激情，思想、表述和行动能力俱佳的人的最后命运竟会如此——他本人1928年8月28日在返回家乡的路上被枪击身亡，家人渐渐流散，家族衰败，其墓地又屡遭劫难，先是在“文革”中被炸，最近又在商业开发中彻底被毁。现在知道他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他却曾经是日后成为中国最大

 初学伦理学或只是想了解一下伦理学的人经常会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伦理学是难还是不难？但我自己其实也会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我开始学的时候是觉得不太难的。因为伦理学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像其他许多社会科学的学科，比如经济学、心理学、法律学、其中充满了大量专业术语，甚至符号，定理、公式，外行几乎完全不懂。而伦理学使用的概念相当多的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概念，诸如“好坏”、“善恶”、“是非”、“良心”、“义务”、“责任”、“德性”等等。有谁对这些概念不能说上一点什么呢？甚至如果别人说自己对这些概念一无所知或完全没有发言权，我会认为这对我是一种侮辱：“别的许多东西我可能不知道，但什么东西是好，或对我好；什么东西是坏，或对我坏；以及什么是正当的行为，什么是我应当做的事情，我还是知道的。”

 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上涌现出一批新的女性，她们尝试着走出家庭，反叛家族安排给自己的命运，为此，她们往往离开家乡，到外地去求学，寻找自己的事业和所爱。而时代很快又使她们不止于只是追求自己个性的解放，个人的幸福，还加上社会的重任，民族的使命。

我们在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中就看到这样一位新的女性。如作者所述，王桂英和很多女子一样，是从小说和戏剧里认识了这个时代的。她不满意她的生活，因为她确信，只要能够脱离这种生活，她便可以得到悲伤的、热烈的、美丽的命运，像小说和戏剧里那些动人的主人公们一样，她将有勇敢的、凄凉的歌。一切平常的生活于她毫无意义，她不理解它们。她需要轰

后记一

史铁生的精神追求和执着思考是紧密地联系于历史、时代和社会的，这正是我很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同样欣赏史铁生的一个原因。那是他的地坛：“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在那里，他可以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自己为什么要出生，同时又观察周围来来往往人们的世态，而他也就在这世态之中。

20世纪中国的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到了世纪末清点的时候，大概会再一次出现这样的问题：谁是历史的主人？或者说，谁创造了历史？是英雄、还是奴隶创造了历史？经过一个世纪的动摇颠覆，主流的话语已经是“奴隶创造历史”。但《务虚笔记》却让其中的一个主人

     史铁生在其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中提出了一个“叛徒”的问题，他在其他著作中也曾反复谈到这个问题，可见这个问题是相当深地缠绕着他。可是这个问题迄今似并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没有人去体会作者在其间的悲悯之心。“叛徒”问题似乎是那个特有的人们壁垒分明、斗争你死我活的年代特有的严重问题，而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不过，这个问题后面所包含的一个如何看待“灵与肉”的问题其实还值得深究。

“叛徒”的帽子一度曾经满天飞，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叛徒”还特别指这样一种“叛徒”，即不是真的信念转变或者为了要升官发财而要改换营垒，而纯粹是受不了酷刑对肉体的折磨而屈服。《务虚笔记》中单独住在葵林中的女子就是这样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