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按：1994年，发生了让人疑云丛生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这个年轻人被迅速处死；2005年,却偶然出现了另一位做出同一犯罪案件的供述，并指认了作案现场的“真凶”。究竟真相如何？当时公安机关表示一定要迅速查明。两年过去了却缈无音讯，于是我写了上面这篇文章；现在又两年过去了，却从最近一期的《南方周末》看到了“‘聂树斌案’翻案渺茫”的关注文章，看来迄今河北警方还是没有对真相的任何交代。生死事大，正义事大，这件事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水落石出呢？）

    07年的冬天北京没有下什么雪，直到元宵节的早晨，人们起来，突然看到“千树万树银花开”，自然为之兴奋不已。入夜，我看过这年最后的焰火之后，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叫聂树斌的死者，当年媒体曾热烈关注他的案子，现在两年过去了，“聂树斌杀人案”究竟是真实的还是冤枉的，迄今仍然没有消息。它是否要被人们遗忘了呢？

国庆阅兵是国家能力的一种外部展示，而处理某些突发事件则是国家能力的一个内部验证。最近，内蒙古警方在67小时内告破四人越狱案，抓获三名并击毙一名逃犯，同样展现了一种强大的国家能力，甚或更值得我们注意。

这种强大的国家能力首先表现于各级官员的问责制、责任感，及其能够迅速和大量调遣强力机关和公共资源的力量——如这次追逃仅警力据说就动用了近万人；其次还有全面覆盖和瞬时传达的现代化信息技术，以及面向社会的强大动员能力，它甚至很快就到达了穷乡僻壤的一个老汉、一个婆姨，然后又能迅速将有关信息反馈到最高指挥机关；最后则是直接的强力手段和先

中国与西方的启蒙运动有一点很不同的是：西方近代的启蒙是从认识古典世界，接上古希腊罗马这条线开始的；而中国近现代的启蒙却长期具有反传统，与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断裂的特点。所以，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虽然要比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早几十年写成问世，据说奥勒留读到它也是爱不释手，但和《沉思录》的命运一样，它在中世纪的西方也不太流行。这本用希腊语写成的大书，到近代早期才陆续被翻译成意大利、法、英、德等欧洲各种主要语言，不过，之后它很快就成为近代西方人认识古典世界的一本主要启蒙书。它在近代以来的三百多年间对欧洲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曾是文、史、哲、政的一个思想和灵感宝库，对拉伯雷、蒙田等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莎士比亚等许多剧作家的历史剧即从中取材，培根、卢梭等思想家也曾为之心醉神往，像拿破仑等政治家受到的激发更不待言。

“七十年代”在政治、文化的意义上并不是一个连贯而独立的年代。七十年代中国的首、尾是两个相当不同的生活世界，一般人所能接触到的读物有不少性质和数量的不同，尤其从承接和趋势来看是这样。大致以1976年划线，七十年代前面的近七年是和文革的前三年、以至解放后的十七年衔接；后面的三年多则是和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衔接（而我们还不知这一时期要伸展到多远）。在此意义上，又可以说“七十年代”是20世纪中国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的年代，1976

我们现在怎样看父亲？这里一是把“父亲”作为一般的对象，象征的对象，我们站在一个一般的立场来探讨“父亲”角色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变和含义。一是把“父亲”作为具体的对象，亲缘的对象，我们站在儿女的立场来讨论怎样看待和对待父亲。

一个简单的回答是：“父亲就是父亲”。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和政治关系的脱钩，让父子关系解脱传统政治的责任和革命政治的象征意义，重归一种单纯的血缘亲属关系。二是说因这种血缘关系的先后及养育，儿女对父母应有一种尊重和义务。

本来是快到欢庆的日子，也真的准备欢庆，不想去热闹的地方，而是打算和家人一起到乡下去放松几天。可是却有一些事情发生让人感到不安，先是听说龙应台出了一本有关一九四九的新书，在网上看到了一点对她的访谈和书的介绍，她谈到写作此书是为了“纪念千千万万个为了‘一将功成’而死去的‘万骨枯’。”心为之一动，这边买不到书，就想在网上找节选看看。但是，怎么也打不开那些站点。

    于是深深地佩服起这样一位女性来了，同时也感到惭愧。没有这本书，这片大地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有一种声音就可能喑哑。而她在这样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几乎是以一己之力，面对轰轰烈烈、欢声如雷以至荧屏上的群星汇聚，发出了一种微弱的、但也是强大的声音。仅仅是这一声音的点滴漏出，就足以使不少人感到不安了，这就是它的力量。因为，它是悲悯和追念生命的声音。

和五四时代少年中国学会倡导的“工读互助团”的自愿和短暂的新生活的试炼相当不同， 1942到45年先是在延安，后又扩大到其他根据地的旨在造就“新人”的整风运动是严格领导和组织的、除最高层的几个乃至一个人之外是几乎针对所有普通党员干部的，并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它和斯大林的组织整肃也有所不同，它不是重在组织清理乃至流放处决，而是重在思想改造，最后使绝大多数参与者都心悦诚服地拥戴和忠于领袖，坚定地思想统一和团结一心，严格地服从组织并富于奉献精神。它为后来的运动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而它也的确相当成功地创造了一批史无前例的“新人

我第一次完整地读《安娜·卡列宁娜》是在三十年前，在天津远郊的一个军队五七干校，经常干完活脚上还沾着泥，就拿着书跑到刚刚停雨的野外读起来。那时，主要是被其中的美所吸引,而并不多想其中的思想意蕴。要理解这样的思想，大概还需要经历许多事情才行。但当我觉得真的理解了许多，却看到其中最重要的可能不过是常识。有些常识也需要经过漫长曲折的道路才能理解，看来我真的是不可救药。当然，即便如此，也还是怀念那刚从禁锢中走出的单纯美好的幻想时光，那样的岁月大概不会再有了。

对这部伟大的作品无疑可以有许多种读法。在中国长期流行的读法是一种常常遮蔽了其他的可能读法的社会政治的解读，直到如今还常常印在“前言”或“译序”之中，这种中国的权威解读，当然主要还是从苏俄传来的，源远流长。它同意作者所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大规模的政党革命之前，中国社会最有活力的一个层面——我们姑且就称之为“少年中国”，有一个短暂的尝试“新团体生活”的时期。这一新生活群体的试验的特点是大都由心灵被唤醒的年轻人参与，和传统有一种决裂；它们游离在政治甚至社会体制之外，虽然最后的理想恰恰是想达到一个新的美好大同社会；它们也大都想实行一种财产的公有，其成员既劳力也劳心，由此试图开始创造一种新的人格和新的生活；但这时的组织并不严密，纪律也无强制性，所有成员相当平等，可以自由结合，自愿加入和退出；这些团体虽然疾恶旧势力，但也没有特意地与社会或政治的那一个阶层或那一种力量对峙和斗争，它们更强调和平与互助，更多的是想自己率先探索和示范。

    五四前后的数年间，是中国少有的一个“纯真年代”。这一“纯真年代”主要表现于活跃在这个年代里的少男少女们：他们真挚单纯，富于热情和理想主义；他们对民初似乎又要坠入“老套”的政治感到非常失望，但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和希望；他们不愿生活在家族的荫庇之下，不愿和老派的政治人物和社会名流发生关系，而是要自己结成青春的团体；他们想斩断纵的联系，却要扩大横的联系；他们不愿回首民族的过去，却要面向世界和人类，甚至在不同程度上都属于国际主义者；他们极其渴望新知，也极其渴望友谊；他们不计功利，不谋一已之前途，身无分文，却试图改造中国与世界；他们丢弃了许多传统的理念却没有失去理想，甚至对理想的追求更加强烈和执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