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前，中国古代也已有“贤贤”的观念。据《孟子》追述，齐恒公召集的诸侯“葵丘之会”，其中第二条盟约即言“尊贤育才，以彰有德”。[i] 当时齐国有周天子所封的国、高两氏，世袭为齐国的上卿，但实际大权则由地位较低、曾迫于贫困而与鲍叔“为贾”的管仲掌握。但一般而言，在春秋有名有事可稽的人物中，罕见有庶民出身的人，更勿论平民出身的卿相。《国语·齐语》又载管仲有使士、农、工、商各自分开居住，使“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但“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告，且有罪。综上所述，似民之秀异者虽可被选拔，但主要是被选为士，士亦可上升，但很难越级，更难为卿执政或主政。春秋社会的流动性主要还是表现在贵族内部的流动，上层贵族有一个他人很难进入的圈子，重要的选贤育才都是在这个圈子里进行。相形之下，作为贵族下层的士阶层却相当活跃，不那么封闭，民之秀异可跻身其中，士之顽劣大概也会下降为民。葵丘之会的第四条盟约是“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子产在郑国执政后亦曾在贵族内部努力举贤用才，“择能而使”，[ii] 并且强调从政之前先要“学”∶“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但这学也主要还是贵族的“学”。

 “明贤”的思想虽然在古代中国早就确立了，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打破等级之间的界限，变封闭为流动，并指出一条实际可行的道路来，而这正是孔子的伟大贡献，其“有教无类”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说为社会开辟了一条新路。“有教无类”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思想，也可以从政治原则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认识，它有一种使人不拘出身，各尽所能，秀异者居上、贤者居上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涵义。在合乎正道地在社会地位方面上升和合乎尊严地在精神境界方面上升的问题上，孔子希望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有教无类”也就是不区别血统、出身、不管其是来自贵族还是非贵族，人们都可以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考虑到古代教育水准与其他机会、与其他人们所欲对象和主要社会资源（名望、权力、财富）的紧密联系，这一受教育、或求学的机会平等，在古代就远比现代意义重大。

总之，孔子的“有教无类”不是简单提出的一个举措，而是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孔子的仁学有着深深的关系，其后隐藏着一种悲天悯人、所有人的人格均为平等、均应享有发展机会的忠恕思想和人道精神，这里表现出一种具有实质的价值意义的人文精神。孔子并且身体力行、率先走出了一条打破贵族的文化专利，使学术平民化的道路。他以在野一身之力，聚集、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那是一个新的不再以出身为标准，而是以学问品德为号召的士人阶层的雏形，这种士人阶层成了后来两千年中国社会政治的主干。

后来成为中国近两千年学校和私塾教育的基本教材的“五经”，也是在春秋时期即已由孔子或整理成形、或撰写已定。“五经”即诗、书、易、礼和春秋。“人文”这个词也是首见于《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武帝时，五经立于学宫，成为以后学子考核的主要内容，其成绩的优劣就作为他们是否能取得官职、以及取得何种官职的基本依据。到南宋时期，朱熹又从五经中分出四书：即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加上《论语》和《孟子》，作为五经的初阶，他认为四书集五经之精华，士子最适合由四书入圣贤之学并涵泳其中，并在其后半生用了大量心血来反复撰写和修改四书的注释，虽然朱熹晚年亦受到朝廷猜忌和压抑，死后其著作却广为流行，尤其是他分出的四书比五经简明扼要，而又精心做注，突出了儒学的人文精神，又照顾到五经的内在结构和学者的进路，更被学校、书院广为采用，至元朝中，科举考试便主要以四书为最重要、最优先的考试科目，四书既然被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遂成为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从私学到官学最普及、最流行的教材。

总之，纵观中国历史文化，先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一个“轴心时代”，确实是一个基本确定了后来两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基本走向的时期。如果说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相当“武化”的封建社会，中国早在春秋战国之前的封建社会就已经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在春秋战国之后的中国社会中，文化因素对社会等级分层的作用看来就更加重要和明显了。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社会实际上由一种“血而优则仕”转变成一种“学而优则仕”了，而由于“学”有文学和德行两方面的含义，德行又难于作为一种客观和普遍化的标准，所以到后期甚至变为一种如唐中期进士科的“诗而优则仕”、宋明以后的“文而优则仕”。

 所以，传统中国几可说就是一个以“学”立国的社会，而这种“学”主要就是人文和道德的学问，它也是以儒家的思想文化为主体。儒家素来重“学”，儒家作为一个学派的正式形成即由于孔子的讲学。孔子少年即“志于学”而终身不懈，晚年更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与其弟子从事修《诗》、《书》，订《礼》、《乐》，赞《易》而作《春秋》的工作，努力承担了对古代一些最重要的人文经典、政教大典的整理和解释的重任，使这些官家经典也成为民间之书，成为儒家特有的经典。儒家对它们的解释成为支配性的解释，儒家思想客观上主导了其后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历史政治。孔子不遇于当时的政治统治阶层，然而，通过其“学”，却为后世绵延数千年的社会政治以及修身为人，风俗教化立下了基本的法则。

《汉书·儒林传》有言：“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朝之经典，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教至治之成法也。”所以，“儒家”之外又有“儒学”之称，这是一个更具广泛性和超越性的称谓。[iii]  无“学”也可以名道、名隐，名法术之士、阴阳术士，名墨者、农家等，然而，无“学”却不可以名儒。无“学”儒家无以成其家。儒学首先是一种生命的学问，修身的学问，一种希圣希贤、渴望把自己造就为一个君子，一个有道德和品质高尚的人的学问，并且，在儒家看来，要达到成为君子的目的，主要并不是靠个人纯然的天性或一时的顿悟，而必须通过“学”的磨砺。故《论语》首言“学而时习之”，荀子说：“学止乎没而后止”。历代儒者从荀子到王安石、到张之洞的文集中，多有劝学篇或劝学诗，学的另一面则是教，中国也向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而这种教育基本上也是人文教育。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选举推荐和考试的基本标准来看到这一点，尤其是我们观察考试的主要内容，它不外乎经学（家法、帖经墨义，经疑、经义）与文学（诗赋）。策问及诰、论、表等公牍则可以说是两者的一个结合或更偏重于经学，其意主要在通经致用，而又须略具文采。但经学又可以说也包括了先秦史学（如章学诚所言“六经皆史”）和子学（自然主要还是儒家学说）。按现代眼光，经学则既是哲学、伦理学，又是政治学、历史学、包括了人文与社会学科的一些主要领域。在察举时代，经学、文学稍稍分途，科举时代，两者渐渐合一，唐至宋初一段似以文学为主，表里皆文学；宋元以后渐渐是以经学为主，或者说以经学为里，文学为表，然而录取中式却往往还是不能不以“表”（形式）为定。作为经义应试文的八股在次一级的意义上仍然是经学与文学的一种结合，其内容是经学，形式则为文学。故无论按现代文、史、哲的分类，还是按古代经、史、子、集的分类，其内容都可以说主要是人文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