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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粮票的时代，粮食是紧俏的。家里长身体的孩子多了，供应本上的粮食指标更要掐着指头算能不能吃到月底。每年指标的增长总赶不上我们身体的窜长。有次陪母亲上粮店买米。母亲在晚稻米前转了转，伸手抓一把放手心里瞧瞧，犹犹豫豫离开了。母亲选择了早稻米。我知道早稻米便宜，胀得开，也经饱，但没有晚稻米好吃。对于细白的面粉，母亲买得就更少了。一般年底才会买个一二十斤放家里慢慢地吃。面粉做成的馒头，更是精致的食物，只能望着了。早餐稀饭配馒头，应该算是那时候的小康日子吧。

记得小时候早餐吃得最多的是烫饭。就是头天晚上多煮点米，第二天早晨加水、加盐、加油、加蔬菜煮烂煮浓。偶尔母亲也会用面粉调些疙瘩煮给我们吃，那也是极难得的。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粮食敞开供应，粮票才淡出我们的生活。所以童年里，对于馒头有关的事记得格外的清楚。

第一个忘不了就是母亲讲过的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时我不知道有没有出生）。母亲有个同事非常爱吃馒头。有次，别人和她打赌，赌吃二十个馒头。母亲劝她不要赌。她对母亲说：“杨姐，你不知道，一个馒头我三口就吃掉了，一点感觉都没有。二十个没问题。”后来她就吃，以为这下可以过过馒头瘾了，还可以赢回两斤粮票。第一个，二三口吃掉了。第二个也二三口吃掉了。第三个多吃了一口。第四个，多吃了两口。第五个，开始慢慢吃了。吃到第八个的时候，吃不下去了。她还想坚持，想得到粮票。母亲非常害怕（曾经有打赌吃死人的）就极力劝阻，后来她也就认输了。粮票是得不到了，而且买馒头的费用还得自己掏。

再一个忘不了的就是一对老邻居。是一对老人家，四爷爷和四奶奶，北方人。吃不惯大米，就想吃馒头，可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一半的指标买面粉，一半的指标和别人换红薯。那时粮食和红薯的比例是一比四。这样他们就勉强吃饱肚子，又不至于想死了馒头。他们的艰难年幼的我们并不知道，常常羡慕他们的逍遥，有时还有人偷偷溜进厨房窃一个馒头分着大伙吃。

另一个记忆特别深刻的事就是父母得劳模。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末矿区的劳模名单都是用毛笔写在总矿礼堂的正面墙上。放榜的时候，我们会很仔细地读名单。如果上面有父母的名字，高兴得不得了。并不是我们懂得那时的劳模是多么的光荣，而是我们知道，上了劳模榜就要开劳模会，开劳模会就有劳模饭，有劳模饭就会有馒头。劳模会一般开一星期，既是年底的表扬也是来年的动员。一星期都能吃到馒头，在我们眼里是很奢侈的享受。

我的父母都是极出色的工人，几乎年年被评为劳模。除了写字的钢笔，最让人羡慕的就是我们能吃到馒头了。早晨，我们还躺在温暖的被窝，父母已赶到矿区开会去了。没等我们起床，母亲又赶回来了，送来了他们的早餐――热乎乎白嫩嫩的馒头。有时，母亲没空赶回来，就托别人捎回来。我们抓着馒头总是不舍得很快吃完。暖手，暖脸。然后捏一小块，慢慢嚼。很软很甜。

有一天，我带着两岁的弟弟在屋头晒太阳。天很冷。我很快吃完了馒头，插着手看着弟弟。弟弟捏着半只馒头不吃，一直在手里玩，仿佛想把它捏成什么形状。有几个别屋头的小孩蹲在远处看我们。还有一只狗。弟弟玩够了，开始吃馒头。那只狗突然站了起来，冲到弟弟面前，衔走了弟弟的馒头。弟弟“哇”地大哭起来。我去追狗，狗早把馒头吞了。我回到弟弟身边，搂着弟弟，帮他擦眼泪鼻涕。弟弟见馒头没有指望了，哭得更凶了。边上那几个小孩同情地看着我们，议论着。我忍不住了，就陪着弟弟一起哭。这是我唯一一次为馒头流泪，而且是半只馒头。

还有一次，母亲没回来，托人捎回馒头，里面竟然夹着三个肉包（这种待遇劳模会上一般只有一次）。我们兴奋地很快分着吃完了。中午母亲问起馒头，更关注肉包的事。我们发现母亲说的个数比我们说的多一个。母亲有点怀疑是托付的人嘴馋吃了，又不好问。心想，吃一个也没关系，为什么不说一声。多年以后，小妹在家里的一次聚会中解开了母亲的迷，原来少的那一个被她偷吃了。

上中学以后，在镇上读书，早餐倒是可以经常吃馒头了，但往往舍不得。有时就打二两稀饭填肚子。有时家里捎来了熟菜，连份青菜也是不舍得多打的。

现在馒头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反而吃得少了。仿佛小时候已经将馒头所有的营养所有的精彩吃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