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批示不应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

 

赵志疆

 

庆阳市镇原县19岁的农村青年白荣晖，因患先天性孤立肾和慢性肾功能不全症，从北京转至兰州治疗，在多方筹款无果的情况下，其父白纯钰于今年7月17日给庆阳市市长张智全写了一封求救信，但没有得到任何消息。8月3日，白荣晖带着遗憾在兰州离开人世。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白纯钰返回庆阳市政府查问原委时，这封被市长批示民政部门“想法救助”的救命信，却在市政府办公室“搁置”了20天。（11月23日 兰州晨报）

 

对于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言，领导的批示显然只是一个开始而非全部，如果不能被很好地贯彻执行，领导批示终不免会沦落为一纸空文。白荣晖的悲剧再次印证了这样的道理。毫无疑问，“搁置”领导批示的工作人员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假如没有领导批示，民政部门究竟该怎样面对白荣晖的悲剧？

 

白荣晖的病情持续了6年之久，为了给他看病，家里卖掉了所有能卖的东西，他的父亲甚至还身挂“生死牌”走上广场去卖肾。所有这些，当地多家媒体都曾经报道过，庆阳市民政局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然而却迟迟没有表态。接到市长批示后，民政局局长王宪峻说，他马上批阅后立即电告镇原县民政局办理。与接到领导批示后的雷厉风行相比，民政局此前究竟做过些什么呢？白荣晖的悲剧表面上看起来肇始于领导批示的“搁置”，然而深层次挖掘则是缘自社会救济的缺位，而“唯领导批示是瞻”的民政局注定是其难以逾越的一道门槛。

 

随着医疗费用的日渐攀升，医疗开支越来越成为普通老百姓难以承受之重，但是，类似于大病救助之类的社会救济却并未得到应有的完善。白荣晖的悲剧绝非一个孤立的标本，类似的悲剧我们已经见过太多。而每一次悲剧过后，除了习惯于当事人声泪俱下的倾诉，以及百般无奈地自救之外，我们甚至也已经习惯于民政部门的失语。

 

白荣晖虽然是不幸的，但他却又是幸运的，尽管遭到了“搁置”，他终于还是得到了一份宝贵的领导批示，而这样的批示又是怎样的“可遇而不可求”？凡事都要仰仗领导批示行事，急领导所急、想领导所想，这原本就是一种不正常的官场心态。性命攸关的悲剧面前，民政部门的权力依赖更加令人难以接受——在他们眼里，领导批示显然要比当事人自身的窘境重要得多。

 

当然，民政部门“唯领导批示是瞻”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原因，那就是可以假借领导之手对那些亟需救济的对象区别对待。我国的社会救济制度一直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体系，不仅非常分散而且以应急性规定为多，囿于地方政府的财力，也并没有真正做到全方位的大病救助。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政部门也许就只能选择“有钱花在刀刃上”了，而领导批示恰恰就是所谓的“刀刃”。如果说民政部门的权力依赖令人倍感愤怒的话，借领导批示以区别对待则使人平添了几分凄凉。

 

完善社会保障是政府的“天然”之职，提供社会救济则是民政部门的应尽之责。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对于白荣晖的悲剧，应该引起反思的不仅是领导批示为什么被“搁置”，更应该包括民政部门为什么会失语？领导批示即使救得了一个白荣晖，显然也救不了无数和他一样正在承受不幸的人们。只有完善救济制度、疏通救济渠道，积极发挥民政部门的主导作用，才能真正使他们摆脱目前的窘境。悲剧面前，领导批示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