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体讨薪”是谁的耻辱

赵志疆

6月24日17时许，沈阳市于洪区大潘镇“沈阳荣顺达家具有限公司”门口围着黑压压一群人。为了讨要欠薪，农民工张女士站在工厂大门前，全身只穿着一条红色内裤，脚穿一双拖鞋，身边放着一个红色旅行袋。在围观者追问下，张女士大哭：“下午3点多我到这来，老板还是不在！我心一横就把衣服脱了……”（6月25日华商晨报）

农民工讨薪实在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话题。为了讨还自己应得的报酬，农民工跳楼、爬塔吊、自残、乃至脱衣讨薪……由此而引出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甘愿将自己的生命安全与人格尊严当作维权成本？

在谈论农民工讨薪问题时，时常可以看到提高农民工法治观念，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益的主张。但是农民工依法维权的成本又是多少呢？《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给出的结果是，社会至少要付出3倍的成本。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国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是1950～3750元。综合下来，成本在3420～5720元之间。依法讨薪因为历时太久、成本过高而使得其并不具备实际借鉴意义，比较之下，农民工宁愿采取一些极端手段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以达到讨薪的目的。

一方面，农民工因为维权成本过高而没有申请法律援助；另一方面，执法机关也并没有很好地尽到自己的职责。在张女士“脱衣讨薪”的三个多小时内，为什么现场民警没有想到给她披上一件外衣？当她被家具厂老板追着殴打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出面予以制止？在执法者与围观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下，这位老板尚且如此肆无忌惮，当身单力薄的张女士独自与之相对的时候，又将得到一种什么样的待遇？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将政府形容为“契约的第三方和最终的强制根源”。在农民工讨薪以及因此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内容是，农民工权益本应受到政府部门的保护，但政府部门却并未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劳动者和用人方面双方必须按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张女士为什么会发问，“咱农民工，谁知道合同啥样啊？”关于发放工资，《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按时全额发放工资，每个月发放一次，否则用人单位要交付25%的滞纳金；劳动监察部门还可处予1-5倍的罚款。在一次又一次讨薪风波的背后，为什么鲜见欠薪企业受到应有的制裁？政府监管与法律制裁的缺位，使得不良经营者的欠薪行为愈来愈明目张胆，而农民工的讨薪之路也变得越来越艰难，除了挖空心思制造舆论轰动，他们还能靠什么讨还自己应得的血汗钱？

在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今天，“脱衣讨薪”的出现不啻为一幕无情的反讽，然而闹剧所羞辱的并不是张女士自己。由此而值得引起反思的内容是，能否降低农民工维权成本，使他们拥有更为顺畅的维权通道；以及如何依法加大对欠薪企业的打击力度，捍卫国家法律的尊严。就像培根在《论司法》中所说：“我们知道法律体现着正义，但这也要人能正确地运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