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能“打过”手术刀吗？

 

赵志疆

 

日前，在广州某三甲医院血液科工作的周医生（化姓）经历了他从医20多年来最尴尬的一刻：当他为一名白血病病人做穿刺的时候，站在一旁的病人家属竟然拿出摄像机，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我奇怪地问家属这是为什么？家属理直气壮地回答：‘万一病人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拍的这些就是证据。’”说起这件事，周医生的内心至今无法平静。（2006年1月22日 北京青年报）

 

医患关系紧张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有人指出，哈尔滨和深圳的“天价医疗费”等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医患之间的信任度已经跌至“冰点”。医患之间在治疗信息上的严重不对称，迫使患者不得不寻求各种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利，病人家属手中的摄像机无疑是在为医患矛盾的突出提供着新的例证。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可能凭空而来，它只能是建立于彼此互相了解的基础之上。当病人及其家属耳闻目睹了太多的医疗黑幕，基于医患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前提，没有人能阻止他们本能地对医生产生猜疑甚至恐惧。正因为此，卫生部部长高强在2004年10月1日召开的《医界名家从医感悟》首发式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座谈会上指出，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医患关系来说，主导方面还是医务人员。”

 

周医生感到愤怒的是，从医20年来，他自问一直兢兢业业，对病人认真负责，没想到病人家属竟会如此信不过自己。然而“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毕竟只是周医生的“自问”，要想赢得患者的信任，首先就必须把这种医生的“自问”变成患者的“首肯”。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患者来说，医学领域是一个盲区，如果他们的知情权得不到满足，谁也无法阻止他们产生猜疑。因此，医院和医生有必要让患者知道自己的病情，了解医生的诊疗方案以及可能出现的后果。说白了，就是要便于患者全方位监督整个诊疗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减少那些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不信任。

 

当然，这种“理解万岁”式的解决问题方法作用终究有限。医患矛盾的突出不仅仅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事，因为医院和医生是以医疗制度的代表出现在患者面前，因此患者对他们的普遍不信任，实际上也折射出患者对现有医疗体制的一种不信任。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医院依靠国家财政支持，医院与患者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医患矛盾也并不突出。医疗改革后，医院由于实行差额补贴而具有了经营性质，而患者也不再享有公费医疗，因此必然带来医患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对于患者来说，既然付出了不菲的医疗费用，自然是希望能够得到等值甚至超值的医疗服务；而对于医院来说，在国家投入只占医院实际需要10%的前提下，自然是希望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但卫生投入仅占全世界卫生投入的1%，由此引发的不仅仅是“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必然还有因为利益冲突而导致的医患冲突。如果说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医患矛盾仅靠医患双方就有能力解决的话，由于政府投入不足而引发的矛盾则有必要引起制度层面的反思。

 

医患不信任中最根本的其实还是一个“钱”的问题。医院的公益属性要求他们不能将牟利作为唯一目的，然而在政府投入不足的前提下，如何维持正常运作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难题；患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不得不对医院百般设防，然而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他们往往防不胜防。在医院与患者间的利益冲突中，如何找到一个令双方满意的平衡点，实现所谓“理解万岁”，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要解决这个矛盾，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加大医疗卫生投入，这才能避免医院把精力片面集中于收益，保障其公益属性；如此一来，患者自然也就无需再独自“设防”。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医患双方在费用上发生过多的纠缠，从根本上减少医患矛盾的出现。

 

患者家属把摄像机扛进了手术室，这看起来像是一幕黑色喜剧。但是在我看来，这绝非是在有意“羞辱”医生，恰恰相反，这不过是在用一种看似极端的做法小心翼翼地企图保护自己应得的权益，因为手术刀毕竟是握在医生的手里。这台手术室里的摄像机，不仅摄录下了整个手术的过程，也摄录下了医疗改革历程中的一个小小片断。个中情由，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