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意义上，东西方文化研究也可用另一个更广义的概念“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studies）”所替代，尽管二者之间意义不仅相同。“跨文化”一词于20世纪30年代在社会科学中首度出现，主要源于耶鲁大学人类学家乔治·彼得·默多克（George Peter Murdock）所进行跨文化调查。在最初根据文化数据的统计资料汇编进行对比研究后，这个用词逐渐获得文化互动感的第二手意义。比较意义就隐含在一些短语中，如“跨文化观，”“跨文化差异”，“跨文化研究...”等等，而互动的意义可能会出现在跨文化接触的态度的调整中。

跨文化一词经常用来形容各种形式的文化互动。跨文化 （Cross-culture）几乎与另一词“贯文化(Transculture)同义。

为了区分英文概念cross-culturalism, transculturalism, interculturalism之间的不同，本文作者将前者译为跨文化主义，而后二者则暂译为贯文化主义与互文化主义。

跨文化一词在上世纪80-90年代在文化研究中逐渐流行。人类学的研究对跨文化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起到关键作用的尤其是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 - 斯特劳斯结构主义及其后结构主义的继任者。就像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一样，跨文化主义有时被解释为意识形态，因为它主张的价值观与贯文化主义(transculturalism)，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互文化主义(interculturalism)和全球主义(globalism)息息相通。然而，跨文化一词在与其他文化混合的过程中，从根本上是一个中性词。

跨文化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有所不同。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在某一特定国家或社会团体中的文化多元性；而跨文化主义则关注超越国家与社会团体界限的交流。虽然究竟什么构成“重大”的文化差异的分歧看法带来了分类的困难，跨文化研究仍然在识别作家、艺术家、作品等是极为有用的。

尽管种种分歧，但跨文化在各种文化分析的诸领域中成为比较研究的一个强大趋势。例如，有经济学者通过跨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全球经济危机的问题,因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深入了解民众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如何影响他们对全球问题的看法。

为了考察跨文化看法的差异，全球经济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论题，因为它是一个影响了世界大多数人，极为突出和复杂的问题。”（Wachsman, Yoav. 2011. “Comparing Perspectives about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a Cross-cultural Study.”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Economic Education Research， Vol. 12 No.. 2, May 2011）

东西方思想的对话也可延伸为跨文化的思想对话。上一世纪70年代，在回应全球化各种压力中产生了觉察跨文化社会活动的需求，跨文化沟通领域（也被称为互文化沟通）发展成了跨文化范式的一个突出而有效的应用。

1）文化沟通（交往）或对话的差异可以通过8种不同的标准得以确定：

1）何时对谈；

2）说些什么；

3）跟随与停顿；

4）倾听的艺术；

5）语调；

6）什么是在语言中传统本应有或没有的东西；

7）间接度；

8）衔接和连贯。（Tannen, Deborah. 1984.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pplied Linguistics (1984) 5 (3): pp.189-195）

东西方文化的沟通或交往 (communication ）或跨文化的沟通最终以思想对话的形式得到实现。

东西方研究或跨文化研究中一个最大障碍就是语言沟通问题。在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和参与者之间存在语言障碍时就产生了跨语言的研究问题。语言障碍是经常在笔译或口译中出现，而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对话者互相无法理解，甚至产生严重的误解。

因此，有学者提出必须加强跨语言的研究，其目的有三：

一，审查有关跨语言方法的文献;

二，从这些文献中，综合出方法论的标准，用以评估笔译者与口译者；

三，在跨语言研究中测试这些标准。（Allison Squires. 2009.“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in cross-language qualitative research: A research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Volume 46, Issue 2, February 2009, Pages 277–287）

   从学术角度说，除了全球现实社会经济政治的具体影响和制约，东西方思想的对话建立在东西方研究的大平台上。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尽管人们已显示出对跨文化研究产生越来越大的兴趣，但还是明显落后于其他领域的研究。这是因为在跨文化研究中存在的许多固有缺陷所造成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在《跨文化对话：困境、矛盾与冲突（Multicultural Dialogue: Dilemmas, Paradoxes, Conflicts）》一书中，挪威学者格瑞斯加特（R. Gressgård）指出跨文化的移民使民主国家面临严峻的挑战：即如何给予他们平等权利和个人尊严的同时也认识到文化的独特性。作者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往中因差异所产生的困境，矛盾，冲突。在通过对身份认同以及西方民族国家多元化根源的研究后，作者采取了平等的普世主义与相对差异相结合的观点。但问题在于，若无身份的认同而有可能参与对话和组成的社区么？有无办法走出这个僵局？作者主张应建立无身份差别的社区，并通过开放性与批判性的对话来保持和发展它。（Gressgård, Randi. 2012. Multicultural Dialogue: Dilemmas, Paradoxes, Conflicts. Berghahn Books）

有西方学者乐观地声称：“在最近的四分之一世纪，跨文化思想与行为的比较研究已成为最有兴趣和最有成果的研究之一。”（Fons J.R. van de Vijver, Kwok Leung. 1997. Methods and Data Analysis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 p.ix）

东西方思想的对话不断遇到历史的拐点。每一个严峻的社会变革与转型，每一场残酷的外敌的入侵与征服，每一次严重的自然灾难与破坏，都会成为历史的拐点。从中华历史上看：张骞出使西域、佛教东传华夏、百夷会聚长安、郑和七下西洋、利玛窦世界图、西方列强侵华、辛亥革命爆发、五四青年运动、日本侵华战争等等，都引发了意义重大的东西方思想的对话，尽管程度与规模有所不同。

从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际，整个东西方关系处于一个历史的拐点；与此相应，整个东西方思想的对话当然也处于一个历史的拐点。在这个历史拐点上，天灾人祸纷沓而至，经济状况危机四伏：前苏联东欧阵营的崩溃，冷战的终结，9/11恐怖攻击，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等，把世界引向了另一种失掉相对均衡的格局。当代社会的种种“怪物”及其变种：私有化、工业化、都市化、高科技化、全商品化、高消费化、强竞争化、泛福利化、职业白领化、以及族裔冲突化等给人们带来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与精神危机。当前，社会的冲突、政治的冲突、经济的冲突、军事的冲突、宗教的冲突、道德的冲突，以及资源和能源的争夺，环境的全方位破坏，人类生存条件的急剧恶化，另外还有数不尽的祸端灾变等等，让人类进行了价值、理念以及各种诉求的重构，这一切都是不断影响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宏观条件。在跨文化、跨领域、跨学科、跨方法的整合与解构中，西方人的“东方学”与东方人的“西方学”也随之在撞击与融合下，经历了危机与挑战。西方中心主义与东方中心主义都不可能完全成为独自垄断世界的“一元文明”。这是由于全球剧烈的社会转型与变革所致。因此，东西方研究者必须拓宽新的视域，开创多维度、多层面、多坐标的研究方法与模式。他们应当试图荟萃和共享多元性、建设性、开拓性、批判性、前瞻性的各种思想理念，并为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学、生态、宗教、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作跨学科、跨文化、跨方法和全球化的理论考察与思想探讨；并致力将结合东方思想和西方思想以及其他非西方的思想，共同重建一个整合性、包容性和互动性的国际化思想观。

   跨文化研究中遇到的困难是多样的，其中包括概念界定中的认识论问题,特定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具体实施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等等。（Hamid Yeganeh, Zhan Su and Elie Virgile M. Chrysostome. 2004. “A Critical Review of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04, Vol. 7, No. 2, pp. 6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