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研究的历史拐点：三大创意文明观的启示

丁子江

    东西方研究正面临一个历史拐点。在跨文化、跨领域、跨学科、跨方法的整合与解构中，西方人的“东方学”与东方人的“西方学”也随之在撞击与融合下，经历了危机与挑战。西方中心主义与东方中心主义都不可能完全成为独自垄断世界的“一元文明”。这是由于最近二十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剧烈的社会转型与变革所致。因此，东西方研究的学者必须拓宽新的视域，开创多维度、多层面、多坐标的研究方法与模式。

在东西方研究领域，社会学家对未来的预测大致有左中右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为乐观主义的“文明趋同论”，以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为代表，其倡导：由于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获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往产生“差异”的历史已走到了尽头，全球各种社会体系和价值终将趋于大同。第二种为悲观主义的“文明冲突论”，以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gtington）为代表，其预言：全球已濒临全方位，无法调和的“文明撞击”，很可能导致毁灭性的灾难结局。第三种为中间主义的“文明差异协调论”，以美国学者理查德·E·尼斯贝特（Richard E. Nisbett）为代表，其主张：有必要进行跨文化的理解和合作，尽管社会差异如此巨大，但不致导致毁灭性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