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汶川的山上，与一名叫汉福的羌族老果农及他的老伴交谈，他们的儿子遇难，种的李子无法卖出，老两口住在一个非常简陋的窝棚里，境况真是凄惨。丁子江图

一、心理援助的环境影响

    我曾经参加过唐山大地震的灾后救援与重建工作。另外在部队时，我多次参加过各种抢险救灾的行动。后来旅居美国后，我亲历了洛杉矶地震，访察了北岭较严重受灾地区。美国911恐怖攻击后以及美国新奥尔良卡垂娜飓风灾后，我也前去实地目睹与了解了当地灾后情况。在参与汶川大地震灾后的心理救援工作时，感到当地的人文与自然环境很是不同，甚至相当独特，使人们在灾难后似乎表现出某些不同的心理特点。这些人文与自然环境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地域文化因素。狭义的地域文化主要是指当地的民族、习俗、宗教、方言、饮食以及一定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与我国其他地区不同，四川自古形成了独特的巴蜀文化，而这次地震受灾严重地区，又可为四川文化中的“龙门亚文化”。我曾多次到过成都，这是一个悠闲、平和、慢节奏，充满文化内蕴，在人际的温情支撑中各得其乐的市民社会。数千家各种消费档次的茶馆兼麻将馆遍布全城，小吃、美餐、足浴、眼花缭乱的赏玩让人流连忘返。有个美国人曾在纽约时报撰文，写道：他将选择成都作为最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我到的时候，这里，惊恐早已逝去，似乎地震离得很远。然而，震中及大部分严重受灾地区是以村镇为主的农区、山区或矿区，其中不少是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羌族栖居区。与当地各种人士接触，能感到民风淳朴、温善，好客、甚至有些随遇而安的心态，表面似乎比别的地方更能坚忍苦难。据当地人说，地震刚过，就有人在废墟中打起了麻将。对于心理援助工作者来说，应相应地深入了解当地民众一般的传统生死观、善恶观、家庭观、婚恋观、子嗣观等，然后再针对个人的特定遭遇与心理特质开展活动。在与一些普通群众的接触中，我隐约感到他们心理的深层结构并不一定如表象显现的那样平和。例如我到达汶川后，找不到开张旅馆，但很幸运被当地热情的几名群众邀请住进了他们的帐篷，并搭伙就餐。大家大摆龙门阵子，但在表面轻松的调侃中，似乎还是深藏着难以化解的凝重。我与不少罹难者家属，尤其是罹难学生家属交谈时，格外感受到他们内里的茫然无助。

2地域生态因素。生态观（ecology）可界定为对生物之间以及它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看法和研究，当前人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几乎都可以归结为生态问题，如人口问题、灾难问题、污染问题、耕地问题、荒漠化问题、疾病问题以及食物匮乏问题等等。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生物，包括动物和人类活动都因为与其环境的关系而构成某种生态系统并与其他某些生态系统相关和互动。不仅生物界的所有成员，而且人类本身都具有保障自身的生命维持系统，如空气、水分、土壤、矿物质、植物、动物及各种微生物，包括细菌和病毒等。生态观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前者强调人的生物性；后者不仅强调人的生物性还强调人的社会性和自身内在性，即：（1）人类活动与有关一切的社会系统也构成某种“生态”，如“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教育生态”、“家庭生态”、“宗教生态”等；（2）人体自身的各种内在器官和系统所构成的生态。人们将环境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又将生态分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文生态。环保与生态的关系与互动也就是自然、社会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在一定意义上，心理援助就是帮助解决人的心与身以及心身与外界各种自然与社会环境的生态问题。

我体验到受灾群众以及心理援助工作者正处于与震后险恶环境的复杂生态关系中。汶川与北川都处于四川龙门山地震带上，而龙门山是新的西藏隆起板块和原来的老的云南、四川板块交错的地方，从这个角度讲，这个地方是个地震多发区。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四川省北川、什邡、绵竹、汶川、彭州等地。灾后，我们这些心理援助志愿者主要也是在这些地区活动。尤其是山区一带，地势复杂，气候变化大，生存条件很差。例如震后，从什坊越往山区的红白镇走越是心惊胆战。天下着雨，山区沿河的道路上，到处可见从山上滚落的巨石，一些竟比面包车还大。经过受灾严重的洛水镇和崟华镇，尤其是前者几乎夷为平地。再如我们冒着巨大滚石的危险来到灾情极为严重的金花镇。路上，看到一块滚石巍然屹立，竟有一栋两层小楼那么高大。这里几乎夷为平地，中学教学楼也是彻底垮毁，百余学生遇难。我在绵竹时，当地政府准许来自清平乡的受灾群众每户可出一人回去取家里遗留的重要东西。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先坐车到西北面的老熊沟，然后翻山越岭走小路步行最少11个小时；另一是坐车绕到东北面的安县，然后费5或6小时攀越山道，路虽短，但更险峻，可能有更多的滑坡与飞石。结果大多数人选了前一条路。我们商量组织志愿者帮助缺壮劳力的家庭前去扛运，但不知怎么没有得到批准。我从汶川冒雨赶往茂县，途中翻越海子山，汽车都是在万丈绝壁上盘绕而行。狭窄的公路已破损，路旁的护栏不少处已被滚落的巨石砸毁，风雨中，随时都有塌方与飞石的危险。车上的人们无不提心吊胆。当我与志愿者们来到整城毁灭的北川县城，凝望这座完全变成废墟与瓦砾的大禹故里及羌族文化名城，悲愤难以名状。从以上可以看出，在这里做志愿者还是不容易的，也可以看出，在这种险恶环境下的人们又是怎样的生存心态。

汶川被人们称为“立着的废墟”，表面看起来，建筑大致完整，但大都是危房。人们几乎都住在帐篷里。我每天都与许多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想法，尤其是对就地还是异地重建汶川的看法。访察了汶川的老城与新城以及四周的环境和山势。位于岷江与杂谷脑河交汇处汶川县城（威州镇）海拔1325米，四周环绕有茶坪山脉、邛崃山脉等众多山体。山体滑坡相当严重，我亲眼看到在离杂谷脑河上红军桥的不远处，一处山体滑坡将一条沿山道路几乎完全掩埋，甚至将河水部分阻断，据说那下面还压着车辆与行人。我还见到山体滑坡将校场街的终端处掩埋，那里还停放着一辆被砸毁的汽车。登上姜维城所在的山上，著名的点将台已经倒塌。地震发生后，几乎全城的居民，约有三四万人躲避在这里，没吃没喝在风雨中受煎熬了两天两夜。伫立在最高点鸟瞰全城，可以观察到这里的生存空间是相当狭小和有限的：在四周山体滑坡与可能洪水的双重威胁下，老城区与新城区各仅有不超过一平方公里的相对安全区。在电视看到过中科院山地所张教授与清华大学专家的辩论。在我这个非专家看来，全部人口迁移或留下都是不可行的，最妥当的选择就是在原地建立一个不超过1万人的旅游小镇，而大多人必须迁移。当然最好根据志愿原则，因为本来只有当地羌族果农、原住民以及有财产等根本利益的居民愿意留下来，而其他人员还是愿意迁移的。在汶川，似乎最主要的心理援助是在迁城问题上。

3地域政经因素。据我实地观察，相隔汶川与北川的龙门山脉一带，地域经济主要分布为农业、林业、矿业、旅游业、军事工业以及一定的高科技产业。这次地震破坏了原有的经济结构与布局，尤其是对矿业、工业、旅游业的影响最大。国企、外企、民企以及个体业均遭到严重损失，由此带来了失业、生意破产等问题，也可能带来自杀率、犯罪率等衍生问题。象汶川一样，绵阳、什坊、都江堰等市的城内直接倒塌的房子很少，但危房很多，人们心理负担多是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心理援助时，大多数人最需要帮助也正是这类问题。在灾区，我们得到当地各级政府有力支持，因此心理援助工作也得以有效开展。我们还体会到，最难进行心理援助的问题，就是学校校舍倒塌而带来的伤亡悲剧。人们对腐败与“豆腐渣”工程十分愤恨；另外还对救灾资源分配中的某些不公以及政府行政职能中的某些渎职、不作为的官僚作风也相当不满。

二、心理援助的专业管理

中科院心理所在灾区心理援助的专业管理方面相当卓有成效。下列几点值得推广。

1以点带面。我于2008年6月19日到达灾区时，就得知以中科院心理所为专业主导的蓝十字四川灾区心理救援活动已积极地部署和紧张地开展，6月1-2日在绵竹市体育场和绵阳长虹基地（北川中学驻地）分别正式成立心理救助站，对当地灾民，尤其是中小学生进行灾后心理援助。我探察了这两处，的确工作开展得富有成果。6月16日，以德阳市人民医院为主要依托的心理救助站也成立，主要为医务人员实行心理咨询和辅导。当时心理所先后派驻200多人次对绵阳、德阳、绵竹、什邡、都江堰、安县等灾区进行实地考察并实施心理救助。6月17日，在绵阳市内还会成立心理救助站，主要对中小学生进行心理援助。在什邡、都江堰、安县等地，也以多种方式，逐步推进心理救助工作。6月25日，我到绵竹工作站时，就从站长张雨青教授得知，他们采取一站三点的工作模式。“一站”为坐落在体育场安置点的工作区，是工作人员的集散地。“三点”为实施心里救援的主要场所，即武都爱心小学，仁爱、大爱德智、无名三个学堂以及绵竹市人民医院，工作方式为集体游戏与个别辅导相结合。当时还得知，中科院心理所、西科大以及绵阳市教育局就进一步开展心理救援取得共识，决定对外来心理援助人员和机构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查、培训和考核；绵阳工作站与中科院、中国心理协会、中国卫生协会等心理学专业机构协同开展工作；中科院心理所一方面从宏观方面给予专业指导，同时吸纳社会上的专业资源推动学校心理干预工作的开展；为更好地总结经验，要作一些灾后心理援助方面的课题。站务工作进行了详细的分组和确定各组的负责人：志愿者组，主要负责志愿者的招募、审查、培训、工作、督导和考核等方面的工作；评估干预组，主要负责对受灾群众的心理评估和干预工作；培训组，主要负责对站员的培训工作；宣传组，主要负责媒体、广电、网络（网易蓝十字博客）等媒体的宣传工作，扩大工作站及其工作的社会影响；协调与后勤保障组，主要负责行政管理、组织协调以及提供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工作。各组之间既有明确的分工，同时又交叉合作。

绵竹站站长张教授来自中科院心理所，曾在温哥华开过心理咨询诊所。他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积极因素开展工作，联络了各种志愿者人才为工作站服务。我们刚到那里，张教授便组织与河南心理援助志愿队的经验交流。副站长是昆明来的心理咨询医生锁朋，她关闭了自己的私人诊所，专门从事志愿工作；还有一位志愿者叫王才然，原本是重灾区清平乡人，在广东工作，震后回到这里参与心理援助。摄影师老李，就是那位拍摄到女警为灾民婴儿喂奶镜头的作者，竟同我们做以“重建心灵”为主题的摄影追踪系列；另一位摄影师马小红，地震后没几天就来到这里，完全融入受灾群众，为工作站做了很多工作；后来还有一位退休女摄影师王淑宗，已80多岁高龄，也为工作站辛勤服务。另一位令人印象极深刻的是一位被孩子们称为“太阳公公”的西南政法大学学生志愿者赵剑，地震后不久，他同几名志愿者，推行“多背一公斤”活动，带着自费购买或捐赠到的图书，到安置区办起了图书站，这是小朋友最欢迎的地方；他还给孩子们上课以及排演节目。我调离绵竹到绵阳，等两周后再次来到绵竹工作站时，张教授那天回北京，接任者是当过解放军总医院主治医生的祝卓宏博士，也很有能力。我感到那里的工作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

2人才开发。人才学家认为，人才的存在拥有三种状态：拥有、发挥与转化。讲人才优势须从这三个方面作全面的考察。人们在谈到人才优势时，经常是“拥有”多少院士，多少教授，多少所学校等，而对“发挥”和“转化”的状况则似乎关注不够。人才资源优势不等于人才使用优势。中科院心理所在人才开发上，尤其是志愿者中的人才开发上，做得很有效率，如绵竹站副站长锁朋就是一个难得的心理援助人才；另一位是成都的80后白领小廖，年轻活力，心理专业学士，当过企业的部门主管，特辞职当志愿工作。我所共事过的志愿者大都既具学养，又具实际操作经验的专才或通才。福建队队长王芳是军队医院的心理医生，魏宏华是模范中学老师，茅木花是医生，杨钦是兼职多年心理援助工作的机关干部；江苏队队长袁蓓是大学教授，其队员都是有着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或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河南队也是主要由医生与教师组成。值得提一下的是，心理援助中心的志愿者郑伟，大家都干脆戏称他叫“政委”，辞掉工作的他，任劳任怨，当时已在灾区连续工作了两个月，曾协助建立了德阳心理援助中心。

3人员培训。6月27-28日，在绵阳的西科大，参加了由中科院心理学所举办的，为期两天的心理救援志愿者培训班。我与志愿者们一起接受多名专家的培训，如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心理教育中心主任张平教授所讲的“团体心理辅导中的训练活动”；中科院心理所龙迪教授的“应激反应与哀伤辅导”；中科院心理所史占标教授的“灾后心理问题的诊断与分析”；西科大心理系主任辛勇教授的“灾后哀伤辅导”。几天后，又到绵阳市第三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听了美国华人灾害心理学专家徐君哲讲“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心理干预”。受训后，我与志愿者魏老师便立即访问著名的绵阳九洲体育馆进行应用实践，这里最多时安置过数万受灾群众，与心理所合作的西科大心理系的师生们在这里做过很多工作。我们到那里时，大部分人已转到对口援建的过渡房安置区，仅剩下北川县的4000余人；我们便与各种类型的人们交谈，做了一些心理援助工作。

4操作引导。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在实际操作中，逐渐应用了不少专业理论知识，如团体“场”，团体辅导与心理训练、团体人际互动、灰色区理论、应急反应与哀伤辅导、支持性回应、多样化干预等等。在史占标博士的带领下，我随福建志愿队，来到梓潼县仁和镇仁和小学为500多名小学生做团体心理辅导，效果很好。在绵阳工作站，站长史占标博士、副站长付春生博士，几乎事必躬亲，言传身带地开展工作。在工作站的精心指导下，其中包括模拟问答演练和预先案头作业等，福建志愿队与江苏志愿队联手到江油市附近的太平二中，为全体42名教师做心理辅导。这个学校的校舍已几乎全部推平。地震当日，教师们并没有先跑，而是积极组织学生逃离，但不幸，一座水塔倒塌，压死12名学生，还有12名学生受伤，尽管教师们奋力抢救了20时多个小时。为此老师们产生了不少心理障碍。几天后，我们又根据行动计划，到江油市太平镇桥楼村5组与6组做遇难学生家长的哀伤辅导。在同一规划与指导下，三个志愿队（后加上深圳志愿队）还到剑南路小学帐篷教学中心做团体心理辅导。

5资格认证。曾一起工作的志愿者们都获得了资格认证——由工作站颁发的抗震救灾心理援助资格证和工作证。福建志愿队的魏宏华老师曾给我来信说：“告知你一个好消息，我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论文答辩通过了，王芳和茅木花老师答辩也通过了。参与我们论文答辩的专家也有参与四川心理援助的，当我们提到自己在四川的经历时，他们都很感兴趣。”

6交流管道与长程经营。志愿者回到各自岗位后，一直不断地在中科院心理所的“专业管理”的信息网络与交流渠道中继续得到指导。这表现了一种充分利用志愿者人才资源，并对此“长期经营”的战略构想与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