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大程度上，笔者同意这样的说法：即创造与进化之争的实质不是学术之争，乃是两套哲学、信仰系统之争。倘若进化论作为研究地球上生命起源和物种发展的纯科学学说，人们可能都不会在原则上做太大的质疑和异议，但倘若将之作为某种信仰来盲从则又当别论了。笔者也同意进化论还有其他的负面影响，即把人归结于动物，把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视为规律，并将所有欲望、竞争、自私等视为人的本性，而忽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协同、和平相处等，致使造成社会冲突与危机。正如有学者尖锐指出：如果继续把达尔文主义当作一种主要的哲学，这对世界和平、人类发展是有极大妨碍的。

过去学术界认为进化论有三大经典证据，即比较解剖学、古生物学和胚胎发育的重演律，但近年来的研究使得之相继遭到质疑。比较解剖学暴露出进化论犯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胚胎发育重演律也与逻辑不符，理论上经不起验证，更得不到事实上的观察结果。倘若进化合理，就必然存在进化过程中物种之间的过渡类型或中间环节，否则便缺乏进化合理的依据。在逻辑上，中间环节或过渡类型的化石也就成了进化论的三大证据之一，而事实上，这方面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用，达尔文等人猜想20世纪会找到明确的证据，也就是当时用“猜想”作了证据——这本身就是违反科学的。事实上，迄今为止，人们采集到无数化石，但在鉴定后，可以当作证据的几乎没有发现。

    如果一个理论是正确的，从不同角度出发，都能证实其真理性，而且不同方面的证明互为补充，如基因是DNA分子的证明就是这样。而进化论却恰恰相反，其各个学说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对立和分歧。在分子生物学水平上，一度认为找到了大量生物进化的证据，因为不同生物的DNA（基因）、RNA和蛋白质中既有相同又有不同。于是，人们沿用循环论证的模式，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进化的结果。更进一步，许多学者还根据某个蛋白、RNA或某个基因在不同物种中的差异程度，绘制了进化谱系树。然而，大量进化谱系树之间却展示出巨大的分歧，在微生物界和高等生物中，严格的推导彻底地搞乱了生物进化的“家谱”。1998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召开的微生物基因组会议上，分子遗传学家费尔德曼（Rorbert Feldman）总结到：“用什么样的基因，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进化位置。”彭尼斯（Elizabety Pennisi）说：“按照新顺序的微生物基因组相比较，就使整齐的生命之树陷入混乱，进而对所有生命的分类引起了怀疑。”斯蒂文斯（Richard Stevens）认为：“它预示着要推翻研究者们已经掌握的微生物如何演化，以及如何上升为对高等生物的认识。”从进化论出发，对此的解释也只是一个可能性极小的推测，而且只能用在微生物界，到了动物界和植物界，就行不通了。对达尔文主义曾经最有力的证据——进化谱系树，如今却在深入的研究中遭到否定。 

正是澄江动物群化石的发现，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已经成为无法推翻的事实，因而对达尔文的进化论造成了其创立以来强度最大的冲击。尽管如此，现今的科学界仍可笼统地划分为“三派”（笔者认为，虽然这种划分不尽合理，但于叙事，仍不失为一种比较有效的办法）：

（1）“基本教义派”，即继续相信达尔文的基本原则和观点不容动摇。 “基本教义派”的成员布鲁斯·兰内加尔说：“生命大爆发”并非像晴天响雷那样凭空造成，它仍然是进化的产物，只不过是很久以前所发端的，那只是生命进程的延续而已。沃尔克特（Walcott）提出，理帕联期（Lipalion）为寒武纪动物群的祖先的生存时代，但这一时期沉积物在现在的陆地上已完全消失了，它们只可能存在于现在的大洋深处。对此，这些学者在进化理论框架之内也仅寻找有利于线性成种的范例，而且这种寻找仅限于极个别动物种的范围内。不过，地层学研究证明，寒武纪之前并不存在地层的缺失。格纳斯纳（M.Gaessner）为了支持进化论，根据在澳大利亚发现的距今6亿年的前寒武纪晚期埃迪卡拉化石群提出，当时的生物属后生动物（非原生动物），即并非是“大爆发”后突然出现的复杂动物。然而，德国古生物学家塞拉赫（A.seilacher）对后生动物一说却提出了有力的批判，他对此的研究成果还荣获了1992年瑞典科学院克拉福德科学奖（Grafoord Prize）。

   （2）“温和改良派”，即虽相信进化论的基本原则，但承认进化论的很多方面已经陈旧过时、现有的理论已无法对“生命大爆发”做出合理的解释，故应该进行修补和完善。 “温和改良派”有四种主要意见，即“非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混沌说”、“种质说”及“霍克斯（Hox）基因说”。“非达尔文的进化论说”认为，存在着某种与达尔文进化论相异的进化原理作用于寒武纪，即一种非达尔文的进化在极短的时期内产生了效果，因而造成了澄江一类的生物大爆发；“混沌说”认为，在时间的过渡中，任何事物本身都具备某种能力构造生命系统，并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但可惜化石中这种证据还未被发现，因此不能以自己的意愿来解释各种难题和困惑，更不能再作为证据来使用；“种质说”认为，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A.Weismann）的看法是可取的，也就是强调生物体是由专司生殖功能的种质（Germ Plasm）和专司其他功能的体质组成；具有连续性、独立性的种质不受体质与环境的影响，并作为自然选择的对象；生物进化的惟一机理就是种质的自然选择，从而反对旧达尔文进化论中把用进废退、获得性遗传的拉马克观点作为生物进化的辅助因素。“霍克斯基因说”认为，作为主控力量，霍克斯基因的数量及组成网状的形式决定胚胎和生命体的形成。在前寒武纪的那些生命体中，霍克斯基因的数量达到了极限，于是便使寒武纪生命形态以极快的速度形成。这同引起原子核反应必须有相当数量原子的情形很相像，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低于某个极限值时，不会发生核反应，但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一旦达到这个极限值，核反应就会立即剧烈地发生。反之，当霍克斯基因的数量处于低水平时，生命的形成处于迟钝状态，而当某些前寒武纪生命体中的霍克斯基因聚积到一定数量时，“大爆发”便会发生。不过，遗憾的是，伯利·菲利普（Perry Philip）的两个反证否定了霍克斯假说：（1）在寒武纪之后，生命系统中的霍克斯基因的数量得到增加，必定赋予以后生命体产生多样化的能力比先辈更强，但动物门的数量和生命的多样化相反却减少；（2）当生态平衡系统在极短的时间内被自然灾难破坏时，物种之间的生存竞争是时会被极大地削弱，生物体中霍克斯基因的数量就会超过极限值，“生命大爆发”势必会再次发生而造成更多的新门，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3）“全盘否定派”，即认为对达尔文的基本原则和观点应该彻底地批判和舍弃。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有关学者中属于第二类者恐怕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全盘否定派”的史蒂文·斯坦利认为：除了对欧洲更新纪哺乳动物的细致研究外，没有再发现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说明一个种属经过种族演变而变成另一个种属。现代古生物学家的鼻祖乔治·加洛德·辛普森（Georae Gavord Simpson）指出：尽管有这样一些事例，少数基因、亚科和科出现快速的或逐渐的演变，但事实不容否认，就像每一位考古学家所知道的那样，大多数新的物种、基因和科是在化石中突然出现的，并且并非我们被进化论引导而认为的那种逐渐的、完全连续的过渡顺序。

    有人担心，对进化论的批判，将会对生物学及其他学科造成摧毁性的打击，其实这是杞人忧天。凡是科学上带有革命性的否定，其结果只能让所有学科冲出束缚而飞跃发展。生物学作为一门科学，当然应该能够精确重复结果，用实验证实观点，甚至产生更有意义的突破。倘若进化论始终停留在假说阶段，其结果得不到重复、观点得不到实验证实，那它的提出就失去了意义，它就永远仅仅是对某些事例的一种推测而已。

逻辑上有一个易犯的谬误叫“虚假两难（false dilimma）”。意思是本来存在着众多的可能性或选择性，如有A、B、C、D、E……等，却要从主观的意向出发，从其中仅挑出两个，如A和D，逼人从中必选其一，而不准挑选B、C、E……等。人们在进化论与神创论的问题上，常常使用这种逻辑谬误。你不相信进化论，那么你就是相信神创论，反之亦然。但愿在今后的科学发展中，我们能够发现可以超越进化论与神创论的其他合理学说。

由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所引起的争论，相信会继续下去，会在人类对自然界的不断认知和学术理论的不断撞击与发展中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