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说，西方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也就是父权或男权本位化不断滚动的历史，尽管它与东方模式表现不同，但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圣经讲夏娃是上帝拿亚当的一根肋骨变成的，当然女人的起源就是从属的。

从古希腊开始，圣贤大哲们都从不把女人看作与男人平等。亚里士多德堪称这种观念的始作俑者。这位大哲，把性别差异论编织在他的哲学经纬中，并深刻影响了其整个的思想体系。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理论不可避免地引出一个结论：“女人绝非理性动物”、“女性最完美的功用在于为男性的扩展创造条件”，因而，女人仅仅是“为聚合的男性灵魂与男性种类的延续而在运动中所设的物质”。由此，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思想指明，男人主宰女人，并使之屈从，是值得赞许的德性，而平等对待女性则为耻辱。

甚至在今天，许多人，就连不少著名女作家们仍这样认为。例如有的文学作品这样写道：

...女人是情感动物，感情是她的全部，关于生活的定义，她可以只用“爱情”这一个词来做注脚。而男人，他们活得就复杂多了，他们的生命由好几个元素支撑着：理想、事业、荣誉、家庭，太多太多，稍不注意，就失衡了。爱情当然是最脆弱的，于是，在这高速旋转的社会里，当代陈世美的故事愈演愈烈。女人，尤其是人老珠黄的女人，成了悲剧的主角......。
...在这样让人充满快乐的香味里，在这里昏暗的光线里，在冷漠神秘的希腊人盅惑的声音里，有一种情感渐渐的蔓延，女人是情感动物，也正是因为她们的这种敏感，她们的对生活毫无理智的感性使得人生充满了乐趣......。
...女人的天性和细节与男性知识结构没有任何关系，女人宽广，细腻，善良，以独特的一种语言生活在别处！女人是情感动物，具有特殊的生活表达方式和精神领域，女人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她的天性优美和寄予爱的一种表达，她的博大犹如大海在淹没男性的话语权利和知识体系的同时，使男性权力机构变得苍白而无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些女性或女权哲学家，试图把原本囿于社会政治法律范畴之内的女权运动，加以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哲理深化，这种现象姑且称为“女权哲学化”或“哲学女权化”运动。尽管某些正统保守的学者颇不以为然，但也不敢公开笔伐，为避侵犯女性权利的“瓜李之嫌”，便“男人不见女人怪”。也有不少自由开明的男性哲学家对此略尽推波助澜之力。当代女权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哈钦（L.Hutcheon）、扬格（I.M.Yuong）、扎格（A.Jaggar）、本哈贝（S.Benhabib）、蔻德（L.Code）、哈定（S.Harding）和隆基玛（H.Longima）等人。

两千多年的哲学王国堪称男性独霸的天下。从前苏格拉底时期一直到这个世纪初，大概是“女性并非理性动物”的观念作祟，在西方哲学史上找不到一位可见经传的女性大哲或思想巨擘。本世纪起，随着社会地位的相应提高，女性在哲学界的状况略有改善。1918年，在东部分会——美国哲学学会最大的一个分会，女哲人玛丽•卡尔金斯登上了会长的宝座。直到1991年，女教授安勒特•贝尔成功获选，该学会一共只出现过5位女性主席，其他三位女性会长分别为拉古纳（1941年）、基尔伯特（1946年）和拉泽洛维兹（1975年）。女性会长仅占89位会长人数的5.6％ 。

女权哲学家指责，不止亚里斯多德，“几乎所有伟大的哲学家们”都显然鼓吹男人自然具“高贵性”，而女人则具“卑微性”。从女权运动的立场看，对亚里士多德性别歧视论的挑战，使人们必须对其全部思想进行重估。人们不能把亚里士多德的性别歧视论同其他哲学思想割裂开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与他的灵魂论相一致，正像灵魂的理性部分具有凌驾非理性部分的权威性那样，社会的理性部分也应具有凌驾非理性部分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不仅表现在阶级，也表现在男女之间。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来源于他的形而上学。然而，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自然秩序的假设，仍误导了当代政治学的大部分重要著作。尽管政治学家自诩以个人、组合或阶级等术语进行思考，而实际上，他们仅以家庭的概念来论及政体，尤其当谈论女性时更是如此，结果导致“混合的分析加上混乱的思维”。罗尔斯的《正义论》——当代最负盛名的著作之一，也是这种混乱思维的产物。例如，他在讨论家庭和不同代之间的正义时，把重点放在男性家长和那些将成为这种家长的人们，而对妻子、母亲和女儿则大吝笔墨。当考察所谓下一代时，也是重男轻女。

女权哲学家对“男权本位化”的哲学史提出诘难。她们认为，人类哲学和思想发展中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美学观等，从来并非是中性的，而是偏见的产物。哲学从古以来都是男权统治，它是由父权文化脱胎而来的。所谓男权哲学观，就是以男性为人类两性的中心，并以其理想规范作为全人类的规范，进而以男性的想象、经验、思维方式及由其特有的生理条件和社会地位而形成的肉体与精神状况，来观察解释自然界、超自然界及社会的理想和生活的价值。因此，随着女权运动的深入发展，一场更深入本质的思想精神运动必然相伴而生，这就是以女权哲学化或哲学女权化来否定男权哲学化或哲学男权化，最终达到哲学的中性化。（当然，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强调用女权哲学化彻底全盘代替男权哲学化或强调两种哲学化的势不两立）。换言之，女权哲学化就是要打破男权哲学独霸的一统天下，恢复人类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就像任何占统治地位的体系、制度、学说、主义都标榜中性，从而代表全人类那样，男权为本位的哲学观也标榜自己为中性，当然为全人类思想认识的理论反映。当男权哲学观把握两性共创的人类知识总体时，必然严重歪曲自然界和社会人生的本来面貌。

如何促成女权哲学化或哲学女权化？女权哲人们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规划”：一为“消解型规划”，另一为“重建型规划”。所谓前者，是将重点放在批判男权哲学，从而全面揭示建立在男性经验基础上的男性观，如何在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形成了最基本规范的系统思想。它还揭示了男性对自身经验的理解构成了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和形而上学，构成了柏拉图、笛卡尔、霍布斯和卢梭等有关哲学的定义，构成了本体论中哲学推理的范式，构成了现代哲学心理学以及个性化原则的“对立方法”和社会与自然科学理论、革命理论、政治学方法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及对客观探索的概念化。而后者，则从正面阐释了女权哲学化或哲学女权化的基本观点。也就是说，女性经验足以为更代表人类理解的理论架构提供充分的源泉；在社会实践和科学探求中，女性经验为认识论、形而上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建立更充分和坚实的基础。

自然科学由生活于特定时空、其思维方式作为社会反映的人们所创立。因此，科学思想与产生科学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相一致。在产生科学的社会中，所接纳的真实东西，实质上来自对女性生物性的解释。就像社会科学一样，自然科学也仅仅是一种对男性社会经验的男性理解。人们把两个相关的概念——匮乏性与竞争性，以对自然的家长式或父权式的想象，引入到现代的进化与生态思想，对自然界理解便成为片面和歪曲的。鉴于此因，对自然更可靠的理解，应建立在更正确反映自然秩序的女权观念——充足性与合作性，而非匮乏性与竞争性。父权社会对性别差异过分的夸大损害了人类本身，只有把女性看作完全的人和历史的行动者，才能建立更具稳固基础的社会秩序。

仅仅在男性思想范畴中增加某些有关女性的内容，或像镜子反射那样简单重复男性的概念，并不能使男女平等成为现实。相反，只有在进行革命式而非改良式的变动，即引介历史性、物质性和价值性等作为根本认识范畴时，才有可能。女权哲学应对规范思想进行强有力的挑战。用库恩的术语来说，女权哲学为对人类的理解提供了崭新的范式，女权哲学有关性别特殊性的新范畴，将创造一种更接近于人类本来思维模式的逻辑语言。在哲学本体论与语言哲学的历史上，有关“个性化”与“认同化”原则，是建立在性别歧视基础上的。例如，从亚里士多德、莱布尼兹到路易斯、奎因、克里普克，都强调以显然突出男性的模式，对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赋予个性和认同。而实际上，女权哲学则可以对西方哲学的抽象方面提出更为全面的理论问题。谈到范式，人们常把侵争性的男性行为作为哲学推理的范式或作为整个哲学方法论的模式。这对于男性是自然的，有利于他们展示自己，而对女性则完全相反。显然，所谓哲学方法论仅局限于男性世界。而这种把批判性思维归于对立范式的局限性，便是错误解释哲学史的原因之一。它限制了哲学论证的合理范围，并导向荒谬的推理。因此，彻底抛弃把对立性方法作为哲学惟一合理范式的做法，将可以促进建立更多元、更富有创造性的哲学方法。

男性为中心的科学批判主义也充满狭隘性。20世纪以来，科学哲学主流的宗旨是把科学方法从形而上学中割裂开来，认为科学可以提供避免形而上学的假设而获得对自然和人类本身的理解。这种批判主义的范围仅囿于理智过程。过去科学家常从自身阶级和男性主宰作用出发，歪曲形而上学观点，并在科学研究中加以强化。例如，功能主义在生物学和社会政治中，以男性专业和西方式的社会经验来歪曲女性非专业、非西方式的自然和社会政治的经验。因此，只要阶级、性别和等级制在科学殿堂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科学“认知权威性”对实在性的界定便既不公正又不合理。从当代社会研究及其对科学史的重新考察中，可以看出，科学客观性受到男性文化原型的不良影响。首先，人们把科学家视作“超级男性”，就像培根把自然当作科学家的“新娘”来加以控制和主宰那样。拿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来说，男性化过程划分了男性的“自我”与其他“自我”的界限。这种男性的“自我”，为获自身的认同性而必须控制其他“自我”。再拿现代哲学心理学来说，许多著名哲人，如普特南姆、里维斯、大卫德森、奎因和维特根斯坦等认真分析了情绪、意向、信念、德行与邪恶等，但他们忽略了他们所关注的东西可以在个人的基础上得以理论化。这种状态，可以在一种父权制的社会里——男性性心理和男性自我划界的发展中找到社会根源。

从认识论说，女权哲学必须思索男性经验如何被当作人类的思想条件而加以夸大。例如，像心身、内外、理性与感性等一类的关系问题，反映了由劳动的性别分工而产生的男性经验。为了建立女权的社会理论，人们必须首先建立真正的认识论。女权哲学能够运用由马克思对由阶级和劳动分工而造成的无产阶级地位的分析，作为认识论工具，来了解在制度化的劳动性别分工中，女性结构性的地位。由劳动分工带来的男女结构性经验和行动方式的不同，可当作某种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前提，并以此了解自然和社会生活，从而有效地反对各种形式的统治。认识论需要一次革命，因为现存的经验主义、功能相对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都存在着局限性。女权主义决不能陷于这些认识论方法。为了使这个运动深入而广泛的发展，开拓一种新型的认识论途径，实属必要。

　
节选自本人拙作「思贯中西』（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