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至天津的城际列车换成了动车组，结果却几乎没有收益，甚至包括在速度方面，将行车时间从74分钟缩短至69分钟，仅仅5分钟的区别，大致能忽略不计，而弊端却显而易见：票价涨了；承载能力降了一半，于是买票更加不易，座位可能没有了，要花高价当“站长”，其波及效应，令得大巴也涨价了。用两个字来形容换车的结果，那就是混乱。（《中国经济周刊》）http://news.163.com/07/0716/09/3JGV6JLM0001124J.html

    比混乱更可怕的是，混乱并不是不可预期的，而是显而易见、不难避免的。然而，最终结果却是揣着明白当糊涂，排除一切干扰地向着混乱前进。直到混乱成为事实，还一脸无辜地说：混乱“实属迫不得已”。

    在筹划开通动车组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呢？在其它国家，铁路与乘客之间的主要矛盾，可能是更快捷、更舒适，而现阶段在中国，铁路与乘客之间的主要矛盾，却可能是如何迅速满足庞大的人口流动量的需要，些微一点点时间上的差距，还算不上主要矛盾所在。抛开在中国大规模地开通动车组是否适宜这一更宏大的命题不论，即便在中国的部分线路上开通动车组依然是适宜的，至少也应该在开通的线路以及具体营运方式上进行科学规划，如在北京至天津这样的线路上，为了缩短区区5分钟行车时间，不惜挥霍重金将承载能力“引刀自宫”掉一半，使得乘客的出行成本提高近8成，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偏偏选择在北京与天津这两个特殊城市之间开通动车组，不禁令人联想到某种运输之外的特别因素。

    如果，在拟将开通之初，明确告诉给公众，提速的效率仅仅是5分钟，但票价会上涨8成；承载能力会下降，购票不再方便了，部分乘客将无火车可坐，有幸坐上火车的部分乘客将被迫做“站长”，民意反响将如何，动车组会否如期开通呢？可以肯定地说，对于掌握有翔实数据的铁道部，完全应该分析出相关结果，完全应该在分析出相关结果之后重新选择开通线路与开通后的具体营运方式，类似混乱，并不是很难避免。然而，在开通之初，公众所得到的消息，却仅仅是：就是好来就是好，一切都好，甚至还承诺说“提速不提价”，而现实，是票价大涨了一倍左右。铁道部，已经涉嫌在赤裸裸地搞商业欺诈。

    由此引申开去，令人质疑的是，在掌握有翔实数据的前提下，铁道部没有预见到必然结果，还是在明知结果如是之际，故意隐瞒、粉饰后，不惜强行上马向着混乱前进？如果是前者，不能不令人怀疑，相关决策者与专家组是否具备最最起码的从业资格；如果是后者，则涉嫌玩忽职守罪与渎职罪，都是应该被纪律、法律追究处理、处罚的。然而在中国，追究从来就是很奢侈的两个字，常常被另外3个字取代：交学费。自然，是公众交学费，而不是决策者与专家组交学费。有如在京津动车组一事上，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铁道部门的收入还是有保障，并有小幅上涨的，只有公众，在交完了第一期学费以更换动车组后，还要交第二期学费以承担混乱后高价出行的后果，也许，还得交第三期学费用以解决现实混乱，搞不好要废了动车组换回去。不容置疑的是，即便是换回去， 也会就是好来就是好，正如在此前更换时一样会说就是好来就是好。

    当各个部门、乃至各级政府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行动权，任何一次听证都会沦为走秀；任何一项轻率的、糊涂的、甚至别有用心的拍脑袋决策都会成为现实，并被专家组论证为就是好来就是好；任何一种混乱、任何一种损失都会被解释为不可预见，属于前进中的失误，可以被原谅、允许被复制。京津之间的动车组事件，无非再次证明这一规律的颠扑不灭。除非是真正扼制了各个部门、乃至各级政府所掌握的绝对话语权、行动权，我们就只能永远高唱着就是好来就是好，同时向着更大规模的混乱前进、前进、前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