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大一部分中国普通劳动者生活在过劳状态中，此前媒体说IT人士过劳，记者过劳乃至农民工过劳等等都是不准确的，因为过劳，着实广泛分布于几乎所有行业。

 

　　普通劳动人群过劳并非我国独有，而为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期共有。推其客观缘由，大致因为经济大发展激发普通人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于是咬紧牙关，寄希望于通过长时间工作获取丰富回报以实现梦想。

 

　　在中国，主观原因的影响亦是相当大。那就是：普通劳动者单位时间内的收入太过微薄，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水平，不能不通过在难以自我选择的　岗位上延长工作时间获取较为理想的收入。

 

　　言及单位时间内收入微薄，国内认同原因在于劳动力供大于求导致劳动力价格下降。被此说忽略的，是所以严重供大于求不仅因为劳动力绝对数量庞大，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就业渠道受阻。两者间孰轻孰重也很难衡量。

 

　　就业渠道受阻的第一表象在于一些工作机会被扼杀。因为人口高度集中及生活方式多样化，现代社会提供了很多工作机会，比如在城市角落摆一个小摊，比如提供各种特色服务等等。不要小看那些劳动者，未来真正溶入城市的首先是他们而不见得是大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记得这样一则新闻，某市为了城市形象拆除街道上的200个电话亭。也就是一个中等城市而己，200个就业岗位的后面站着200个家庭啊，与此相比，所谓城市形象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中国的地域如此广阔，中国的城市如此众多，这些被平空禁止、拆除的工作岗位加起来，该是何等惊人的数字。

 

　　就业渠道受阻的第二表象是沉重的税费负担。过于沉重的税费负担降低了公众消费能力并直接导致某些就业岗位退市。有报道说中国的税费负担高居世界第二，同时中国却不是一个高福利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说法未必是正确的，内需也不可能依靠将钱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的方式拉动。这些钱，留在老百姓口袋里一样会花出去，只不过，花的方式与具体受益人群有区别。而围绕后一种消费方式的生产、销售环节才算得上健康。

 

　　大洋另一边的小布什旗帜鲜明提出庞大的减税计划归根结底为了增加就业。一旦就业增加，政府来自于一部分群体的税收减少，但拥有了来自另一部分群体的税收用作补充。而且，就业增加后，政府也能减少相当部分的救济负担，总体收支依然维持平衡。国内财政收入的增涨速度远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涨速度，这是很不正常的，为今之计，一方面要加强征管，保证该收的税费收上来；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不想或者不能学某些国家建立高福利体系，则必须考虑在适当时候大幅度降低税费标准以剌激消费增加就业机会。

 

　　拓宽就业渠道之外，政府应致力于保持正常消费与收入水平平衡，类似看病、上学、住房、养老这样的基本生存需求成为压在普通人头上的大山是极为可怕的，也直接导致普通劳动者陷入辛辛苦苦赚钱以防意外，而辛辛苦苦工作正好引发意外的怪圈。

 

　　所以引发过劳的客观原因在于劳动者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而主观原因，在于就业渠道受阻且生存压力过大。根本解决途径在于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在于政府对于消费与收入水平的调节平衡，在于健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至于扼制资本劣根性，至于强化工会监管云云，反而是次要因素，不能说不重要，但只有与最根本的解决途径联合起来才可能产生效果。其实资本的劣根性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各种主客观原因形成的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的结果激发出来的，如果就业渠道拓宽于是劳动者有更多选择机会于是导致劳动力供应趋于基本平衡，而劳动力供应趋于平衡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工种在单位时间内的收入有较大提高，加上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健立健全，于是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更加注重在劳动之外享受生活，资本首先在市场上受到制约，辅之制度约束方能真正见效。至于工会监管，很可叹，目前形势下，加班维系了很多劳动者养家糊口的的基本愿望，你不让人家加班几乎等于直接砸了人家饭碗。

 

　　所以写下这些话，因为全总劳动保护部部长就“过劳死”现象答《工人日报》记者问时，大谈了一番监管及工会力量，却避而不谈造成劳动者普遍过劳的根本原因。一个评论作者这样说也就罢了，一个专业部门的负责人这样说，却让人慨叹于他及其所在部门的职业素养与工作能力。http://news.sohu.com/20060622/n24386934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