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三月八日,我爸爸的生日。我爸爸是个乐天派，就是在文革最艰苦的时候，他都能从生活中找到乐子。记得有一年秋天，他从江西干校回到北京，晒得特别黑，我们大家都心疼他这个旧日的上海公子怎么成了农民，而他却高兴地操着上海口音的英文，装成巴基斯坦人，跑到外宾供应站去给我们买了好多大虾吃！还笑呵呵地说：“要不是晒这么黑，谁会信我是巴基斯坦人！”

以下文章在书里登过，但是由于这些天比较忙，没来得及写新的，等那天闲点，把我爸的故事好好给大家讲一下，他真的是个非常可爱的父亲，虽然也有点“非正常”。

我妈妈说，我身上的坏毛病都是从我爸爸身上继承的。

也的确是，我爸聪明不用功，我也是；我爸好吃，好抽烟，不注意身体，我也那样；我爸结过三次婚，我也整整三次，还在比他小得多的情况下，就把这三次都结完了。

我爸爸退休前是在北京大学教经济的，据他的学生说，他能把经济讲得生龙活虎，据他的同事说，他就是学术文章不好好写，所以别人都当头版头条的经济学家了而他老人家却退休了。

文革时期，我爸和我妈离婚以后交过一个女朋友，两个人吹了之后她去领导那里告我爸，那时候想整人就提“作风问题”。一整一个准儿，再加上我们家老爷子又是离过婚的人。

领导找我爸爸谈话说：“老洪啊，你怎么犯这种错误呢？本来都要让你复课教学生啦。”

我爸闷头不说话。

领导又说：“老洪啊，干校的苦你还没受够吗？你要是再受一次处分那可就又得回干校了。”

我爸听了有点动心了，大概干校挺不是待的地方，于是笑眯眯地对领导说：“那我怎么办呢？”

领导看我爸有悔改的意思，就比较高兴，建议说：“老洪啊，这么着吧，我和党委再说一说，你就跟这个女的结婚吧，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啦。”

我爸一听，连想都没想，就说：“那就算了吧，我还是回干校吧。”

领导没有见过如此不知好歹的，气愤地问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不顾全大局的决定，我爸理直气壮地解释说：“你想想，她没结婚就这么整我，那要是结婚了，还得了！”

就这么着，我爸又回干校放了几年鸭子，前一阵子，我爸爸住进了朝阳医院换肾，他乐呵呵的，开刀的前一天晚上居然和我后妈一起下馆子吃饭，然后又去看老朋友，气得我骂他们两个人怎么都这么不懂事，然后把他们赶回了医院。

开刀的当天我们都坐在医院里等候他的体格检查结果，手术大夫来了，身后跟着心脏科主任，他们说我爸的心脏不好，做手术有一定的风险，要他再考虑一下，然后又把我和我后妈叫到走廊里，仔细地解释了一遍。我后妈立刻眼泪汪汪，不知所措地回到房间问我父亲是否坚持做手术，我爸斩钉截铁地说：  “做，做，做，要不然什么好吃的都不能吃。”我告诉护士我爸爸坚持换肾的原因，她们都笑了，说：“这是什么逻辑。”

我爸爸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他算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活得比较自在的一个人。我曾经向他抱怨，认为父母离婚让我这辈子不能愉快，他开导我说：“其实你自己活好了就行了，干嘛老想父母的事儿。”那时候我才15岁，别人都说这句话好不负责任，我倒是觉得，这句话救了我，以后我真的活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