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我到汉城。

　　当时韩国深受亚洲金融风暴之苦，汇率从一美元兑八百韩币一路贬值，最高贬到一美元兑二千韩币。陷入倒闭及重整危机的企业，不知凡几，国家也因为天文数字的外债而濒临破产。出了机场，冷洌的气氛中弥漫着一股刺骨的肃杀。

　　韩国前一年才刚加入以发达国家为会员的OECD组织，转眼如此不堪，令人大感意外。

　　见了几位朋友。大家感叹之外，抱怨更多。

　　有人批评韩国人急功近利的毛病。近十年来，韩国的经济成长惊人，但是欠下的外债也更可怕。因此，周转得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怒马金衣，成了发达国家的一员；周转不过来的时候，他们也就垮了。

　　有人批评他们国民浪费成性。一件相当于三万元台币的女人内裤也能流行成风；破产在即，前一年的出国旅游花费还创纪录，等等等等。

我可以体会他们居住在那里，眼看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却茫然无从的无奈，因此大部份时间都在聆听他们的发泄。

 

　　□

　　那次回去，当然不是为了了解亚洲金融风暴的问题。一方面是有段时间没有回釜山看看了，一方面就是想要见见池老师。我和她又是多年没见，很是想念。因此在抵达汉城后，打了电话给她。

　　我约好第二天去安养见她。

 

　　□

　　安养是汉城的一个卫星城市。池老师住在安养一个叫坪村的地方。我没去过，所以由一位朋友带路。

　　汉城刚下过雪。路上气氛萧瑟。泊车场里停满了汽车，听说是不景气中节约能源，所以新年假日大家也都不开车出门。

　　池老师住在一个公寓社区里的一栋矮楼。社区和公寓的环境十分整洁。她住三楼，没有电梯，我们到的时候，她却已经等在楼下。

　　几年不见，她的气色还好，但身影已近佝偻，头发更白，脸上也明显多了一块非常大的黑斑。很快我发现：她耳背得厉害。

　　坐进她暖暖的书房里，阳光以冬日北国特有的色晕，从阳台迎接过来。关着窗户，衬着厨房里有人在准备午餐的声音，屋里有一种很特别的寂静，让我想起童年家里只听得见挂钟滴答的那种寂静。

　　汉城的嘈杂和慌乱，都隔在另一个世界。

　　朋友小心地环顾了四周，悄声说了句话：“现在已经没有这种韩国人了。”韩国人爱用外国货出名，他注意到这个家里还没看到一样外国品牌的用品。

　　太久没有跟池老师讲话，我掌握不住说话应有的音量。两人不免东问西答了一阵。还好听懂她几年前去东北的计划并没能成行。就在启程的前一天晚上，遭到大陆方面通知取消。

　　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韩国烤肉饭。池老师特地请她女儿回娘家来做的。过意不去，只能开怀大吃以报。

　　当晚我要赶回釜山，临走的时候，她问我可不可以回程再来一趟。那天因为是一月二日，银行不开业，所以她有些要交给我的东西取不出来，很希望我能再回来一趟。

　　我听了，心里隐约想到什么，推说不行，就走了。

 

　　□

　　回到台北，我进入一段忙得不可开交的时间。一连串时限卡在那儿的任务，压得我喘不过气。

　　那年春节，我带着各种企划案、业务规划、书稿，准备了一些馒头、卤菜，把自己反锁在家里，进入白刃战。另外，顺手接了一家报纸邀稿，开始写一个专栏，当作战斗之间的调息。

　　听着别人过年鞭炮劈哩啪啦，自己一个人守在清冷的屋子里赶稿，那一个星期的生活，别有一番滋味。

 

　　□

　　过了二月，忙碌的工作告一段落。

　　春天，也逐渐到了。

 

　　□

　　之后，七月有一个同学会的活动。

　　那年，我们从釜山华侨中学毕业二十四年，散布全球的一些同学，约好了在七月十九日回到釜山，在母校开一次同学会。大家希望邀请到池老师来参加。

　　我打电话问池老师她会不会去，她听了时间，说是有一位朋友要从外国回来找她，因此无法确定。

　　同学讨论后，决定先准备一份特别的纪念品送她，顶多等聚会结束后推派代表送到汉城就是了。

　　我的工作又进入忙碌期。七月的时候，硬是被公事耽搁了一天，没法及时出发，错过了同学会的首日大集合，只能参加第二天开始的游乐活动。

　　还好，最后关头池老师确认了她会出席。

 

　　□

　　那天是星期六。国际新闻已经报导韩国暴雨、洪水肆虐。上了飞机，看韩国报纸才知道汉城附近的水患还没有解除，几张浊水滚滚的照片看来触目惊心。

　　转机到釜山，已是夜晚。同学派了两位代表来接我，开了一个小时车才到聚会的地点。

　　这里还好，没有下雨。树荫下排了好长的铺板，大家已经吃过烤肉，正在聊天、笑闹。

　　车门才开，还没下车，几位同学就迎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快，快，池老师一直在等你。”“池老师来了就一直在找你，赶快去。”

 

□

　　池老师在一间屋子的炕上，已经换了起居的衣服，准备就寝。两位同学在陪她聊天。这趟来釜山之行，有她的公子陪同，比我早到了几个小时。

 

  

    在那个阳光明媚怡人的午后，缓缓讲着话的池老师。

 

　　我问她汉城附近不是还有洪水，路上交通没问题吗，她带着一向的淡淡微笑，说是还可以。

　　我们问她多久没有来釜山。她说从离开釜山华侨中学后，没再来过。于是大家都说这次应该好好住几天，多陪陪她。

　　池老师说：“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是我明天一大早就要回汉城了。”她讲话一向慢慢的，下唇轻轻地颤动。“看到你们就好了。”她有个多年不见的朋友要从俄罗斯来，第二天必须赶回家里。

　　“还有，我有个东西要送你。”她朝着我说，回身从皮包里拿出一个纸包，推到了我面前。“回去之后再打开看。”

　　我很高兴地接了过来：“谢谢老师。”但是，就在手一摸上纸包的瞬间，我直觉到里面包的是什么，于是推还回去：“不行，老师。我不能收。”

　　她看着我：“收着吧。”

　　我说：“这怎么行。没有道理啊。”

　　她说：“我没去成东北，本来就要还给你的。今年年初你临时来，那几天放假，没来得及准备给你。所以这次要趁着机会拿给你。收下吧。”

　　我没和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所以同学都纳闷得很，只能在一旁听哑谜。

　　我们来来往往地折腾了好一阵子。

　　我不肯收的理由很简单：汇那笔钱给池老师当作去东北的旅费后，本来觉得对她所欠的恩情，多多少少有了些回报，算是可以自我安慰。现在她再还给我，那我不是又要回到原点，欠她的不知何日何时才能回报得了？

　　最后，池老师说：“我今年已经八十。我的身体虽然还好，但毕竟是一半已经埋进土里。在我准备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必须清理好一切，不要有牵挂，不要有拖欠。你这件事情，是我目前唯一记挂在心上的事。这件事不了结，我会进了泥土也不安的。请你收下。”

　　她和蔼中的坚定，一如往常。我想起在飞机上看到的汉城水患，想到她撑着佝偻的身体，顶着风雨大老远从汉城坐火车来到四百公里开外的釜山，不过停留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离开，主要就是为了来还我这个纸包。

　　我坐在那里想了一阵。

　　“好吧。我收下了，谢谢老师。”

　　我朝她鞠了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