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就有人真的逃来，我祖父把他们藏在木场子的地窖里。然后想办法为他们买车票入关回乡。日本人抓得很厉害，作这种事情是要杀头的，在东北日本人杀人很多，经常把“犯人”就在沈阳旁边的浑河边捆上，凿一个冰窟窿扔进去，其实很多“犯人”不过是小偷小摸，连抗日的影子也沾不上。所谓草芥人命，莫过于此。所以我祖父每天出门，都把账簿钥匙等交我祖母，意思是一旦被捕，家里的事情要有人清楚。这些人进来的时候很多都瘦的象骷髅头一样。有的吓坏了，回到家乡没几天就生病死去。

和尚他们就是这样到的我祖父的木场子。我祖父掩护的，基本都是河北老乡，外地的人，一来不知道有这个藏身的地方，二来也不敢信任。因为风声紧，他们在那里藏了一个月，我祖父才送他们上火车，回老家去。

我奶奶的说法，那时候因为那个地窖活命的人多了，都是我们的河北老乡。 

后来就有了破绽。这些人都是够仗义，无论是“锅伙”的老乡，还是逃跑的人，没有人出卖我祖父。可是这些人感念我祖父的恩德，很多人回乡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车票钱，住的时候花的钱折算了给我祖父寄回来，还常常加了很多。收的信多了，引起日本警察的怀疑，就要捉我祖父去审问。

这个时候我祖父有个日本朋友土井，他太太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冒着风险通知我祖父。土井是铁路的职员，已经四十多岁了，有三个孩子，因为兵不够，给征了到南洋去，走的时候给日本兵送行有规定，家属只许在路边挥旗欢呼，都不许哭，有敢哭的军官过来就用大耳光打。这个女的心地善良，告诉我祖父赶紧跑。 

我祖父很镇静，间不容发之间安排我祖母等人先走，他自己在火车站送，日本警察在站上查他，他却从容自若，行若无事。应该往关内跑，我祖母他们也是进关，他自己却先坐了当时的快车“亚细亚号”去哈尔滨，谈了一笔生意，然后从哈尔滨南下进关。日本人没想到他一个生意人这么冷静，竟然没有抓住他。

抗战胜利后我祖父移居北京，我小的时候过年过节常常有人从老家来看他，我那时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祖母后来告诉我这都是那时候救下来的人。 知道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有一年我看电影《辛德勒名单》，非常激动，借了录像带直奔我祖母处。看完，我急切地问她，我的祖父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

老人关了电视，想了想，说：他不一样，他做的事情没那么大，也没那么感人。你爷爷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最大的理想是发了财，和几个老朋友回乡里办一所中学校。她絮絮叨叨的念叨起在沈阳时代的日本邻居。提到了木鲁木老太太和土井的事。 但是我的妻子却是一个日籍的女孩子。

有朋友知道我的立场，便问我，所谓国恨家仇，您怎么又找了个日本人呢？你家里人没意见么？她对这些又怎么看呢？ 其实早年我祖母对旧事语焉不详，和尚来，提到当年我祖父藏匿劳工事情，另有晋梦奇司令的夫人，我们称为二姑的，是我祖母好友，有时来访，从而得知当年河北军民抗战的一些旧闻，多只言片语，而我祖母对家人死难于斯之事，始终讳莫如深，我不知道。

但是我所受的教育和周围的环境使我成为一个相当偏激的反日分子 -- 说起来好笑，我们高中班上有个日本学生关东，1986年闹抵制日货，我们就毫不客气的“出卖”了这个家伙，让他被市民痛打一顿，险些酿成国际事件。 1995年到嘉定讲课，结识我太太，那时她是我们公司医疗部的客户，我讲课时宣称：课程不难，大家必可通过，盖因世界上最聪明的莫过中国人，犹太人，其次欧美人，非洲人，然后大猩猩，然后日本人也。众人哄堂大笑，而不知下面有一小日本也。下课即来找我，遂天南地北聊起来，她自己讲普通话说的不太好，用的中国名字，我还以为邂逅江南佳丽，入围中而不知也。

而后即告我已调北京，更得接近。一同骑车出榆关，畅游北戴河，夜走津门，我以为得红颜知己也。唯一日娘不放心，儿子约会时做Peeking Tom，回来讲这女孩子长相有点儿古怪，眉宇间宽阔不似我国人。这才空山大索，诈出真情。果一东瀛扶桑也。二人情愫已生，而种族家国之隔阂油然而生，委决不下。

细细询问，她祖父是交通专家，奉调来华，生我岳父于大连，故我岳父虽为日本人，每每以中国人自居，后来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汉语：“我是中国人呢”，而两个女儿都留学中国，一个回大阪读博士，一个就在中国工作了 -- 即我后来的太太。 因为这种特殊的情况，她对中国和日本的感情上，恐怕难说哪个更重。而此人对此十分模糊，对于种族家国一无概念。她的态度相当简单 -- 我知道你反日，我也不反对你这个，要是两个人结了婚，用中国姓以后和你一块儿反也行。当然中国结婚是不需要换姓的。

难以决断，祖母多谋善断，幼时相依为命，感情不同，故此前去找老太太一诉衷肠。 老太太详细问过前后，乃徐徐道来：日本人也没有什么不好。然后举她在沈阳时代的日本邻居。就提到了木鲁木老太太和土井的事。土井还有后续，他一去南洋不返，不知道死于哪个荒岛。战争结束后，遣返日本人，他的妻子儿女就到了营口，我祖父特意去看望，今是昨非，只有一怀清泪。妇道人家全无主意，我祖父帮助她安排抵挡了不少事情，而土井夫人则以祖传的一支瓷瓶相报。那时国民党军警对日本人也十分不客气，土井夫人把瓷瓶藏在一团乱草里，临上船时交给我祖父，作为永远的留念。我祖父回忆当时临到上船，盟军方面宣布每个日本人只允许携带二十公斤物品。日本遣返人员多思东洋三岛弹丸之地，回去断无生计，日夜彷徨，内有人在东北经营多年，多有细软，经此最后一击，多有精神崩溃者，一时港口哭声震地，大批日本人在营口投海自尽，在船上，我祖父亲眼见一四十余岁之人，将金戒指吞入口中，从船上跳入大海，救之不及。

对一般日本人的情况，我祖母也多有正面描述，比如日本警察比国民党的尽心敬业。当时街角上都有小亭子，里面有个铁盒，日本警察夜间按时巡逻，到那里就打开铁盒，签字盖章，说明自己巡逻到了。而国民党“光复”以后，警察人少，胆子也小，缩在局里，绝不出来巡逻，即便是报警，也要耗到天亮来。还有木鲁木老太太的丈夫病死沈阳，送葬的时候肃穆而安静，全无中国传统大出殡找几百叫花子来哭的喧闹。 我当时哪知道老太太的心思呢？后来她告诉我对我太太印象很好，哪国人无所谓，人好最重要，试图力促这门婚事，所以不对我讲当年的事情。

结果，我和我太太在相识六个月后于北京结婚。按老太太的安排，我们没办婚礼，后来到南方旅游了一次。我的婚姻很幸福，到今天我也很快乐。说起来，所谓“我愿随你浪迹天涯”，很多女孩子都可以说，而实际上女孩子多喜稳定，真的要是随着你漂泊万里，其中甘苦，就不是每个女孩子都能够承受了。我的情形，大学毕业以后换了几个地方，北京，新加坡，圣何塞，奥马哈，东京，大阪，一路如风吹落叶，雨打浮萍，我始终感激我的太太和我风雨同舟，乐乐在一起，苦苦在一起，因为丈夫调动频繁，自己稳定的工作也不要了，任劳任怨，始终如一。作男人的，还求什么呢？ 真正知道这些详情，是在我要到日本的时候。因为我太太要到神户大学续学业，我决定支持她一同前往。那时，我祖母叫了我去，才长谈一番，把当年和日本人的这些恩怨一一道来。说到那夜夜听风吹门响的时光，我的老祖母依然饮泣不禁。末了，对我说，说这些不是为了我恨他们，就是为了我到那边不要吃日本人的亏，他们中间有的人心里狠啊。至于叔兄之仇，两国的恩怨，我祖母倒比我看得开，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日本人后来受的罪也不少，也挺可怜的。我们中国人不讲究报复。

“我们中国人不讲究报复。” 听了我祖母这句话，我方体会老人家的苦心，不禁泪如泉涌。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我们最普通的中国人的胸怀。

--- 后记：和尚在我出国的时候还活着，八十多了，又来过一次北京，这次是打官司告状，他的孙子都长大了，继承了和尚聪明灵巧的特点。其实我们老家燕赵之乡不仅仅是出慷慨好义的勇士，而且出很多头脑聪颖的人物。和尚的孙子们就是这样，可惜最聪明那个不读书，能造假飞鸽车，假罗马手表，后来聪明大发了，造假人民币，让公安机关抓了去，和尚到北京，是来看看能否找到人帮忙减刑。结果，至今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