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非常漂亮，但命苦，每次想起她，我都会想起“红颜薄命”四个字。

大姐不是我的亲姐，其实是伯父家的女儿。而且，还是伯父和伯母领养的。她才几个月大，亲生母亲就因病过世，亲生父亲无法抚养她，正逢我的伯母多年不孕，就把她要了过回来。因为伯母听说，领养个孩子可以动自己的胎气。后来，伯母果然陆续生了两个男孩，但对大姐仍旧像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几年后，我的父亲和叔叔相继娶妻生子，三家孩子搞大排行，大姐就成了十个孩子中的老大，比我整整大十三岁。

大姐五岁那年，不幸又生了场病，连续几天发烧不退，导致听力受了损害，从此后就一直耳背，跟她说话要大声些才行，否则她听不清楚。

大姐八岁那年，我的当乡村教师的父亲带她去学校上学。学校的老校长留着大胡子，喜欢吹胡子瞪眼睛。大姐害怕他，就逃回家里，死活再不肯回去。此后，就再也没有进过校门。

大姐十岁那年，有一次从邻居那儿意外知道了自己身世，回家哭得天昏地暗。伯父和伯母都吓傻了，费了大半天的劲儿才劝好。之后，大姐跟他们说：“爹，妈，我不是怪你们瞒着我，我是恨他们心狠，那么小就不要我了。”过了一年，亲生父亲来看她，她固执地躲进我家，偎在我母亲的怀里，死活不肯跟他相认。从那时，我的母亲就发觉，这姑娘爱憎分明，有脾气，性子烈。

发生这些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一切都是后来陆续听母亲讲的。

我记忆中最早的大姐，是我三岁那年，她和几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带我去大山里采蘑菇。那应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天，她们每个人都挎着只大柳筐，花蝴蝶一样欢快地走在山间小路上，穿越在茂密的大森林中，我也拎着一只小得出奇的柳筐，跟屁虫一样在她们后面追着。那应该是一幅美妙无比的画面，以至于这么多年以后，仍旧历历在目地珍藏在时光的深处。我还记得，从阴翳蔽日的落叶松林里出来时，她们每个人的筐里都装着满满的蘑菇，而我的小筐里却只有一半。

我对大姐的另一个早期记忆，是有一次父母出门去外地，委托她到我家照看我们兄弟四个。晚上睡觉时，二哥赖着钻进她的被窝要她搂着睡，结果被她推了出去，之后，却将我拉进被窝抱进怀里。那一刻我才发现，女孩子的身体不但温和柔软，还隐隐散发着一丝淡淡的清香，把我幸福得要死。

后来，我上了小学，逐渐有了很多同伴，整天忙于一块儿玩军事游戏，或到处去惹是生非。所以，脑子里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段，没有了有关大姐的记忆。

再一次记忆的起点，已经是一九七八年的夏天了。那一天我带着弟弟在大街上玩，忽然看见一辆吉普车开进了伯父家的院子。我们俩跑进伯父家一看，炕上已经摆上了炕桌，桌边坐着一个大干部模样的人，手里拿着折扇，一边随意地煽着，一边很和气地跟坐在旁边的伯父聊天。炕沿边还坐着一个城里打扮的小伙子，老老实实地听两位长辈说话，眼睛还不时偷偷瞄着对面炕沿的一角，那儿坐着我们的大姐，正埋着头，红着脸，摆弄着自己的辫稍。弟弟一见，兴高采烈地喊：“来客人啦！”我却一声不响地观察着一切，并暗中留意大家的谈话，试图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我终于听明白，原来他们是来相亲的，大姐要出嫁了。

晚上，从父亲和母亲的闲言碎语中，我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原来，大姐在县城的姨妈看见大姐到了出嫁的年龄，就张罗着给她找婆家。不久，听说县里的一个领导家打算娶个乡下姑娘做儿媳，就做了这个媒人。领导家听了大姐的情况后，都很感兴趣，于是，才有了相亲的那一幕。后来我才逐渐明白，原来领导家之所以要到乡下讨儿媳，是因为他们的儿子文革时被打成了狗崽子，脑子受过刺激，人稍稍有点儿差劲儿，在城里找不到女朋友。而大姐是乡下姑娘，听力又有些障碍，还没有文化，除此之外，人品和相貌都无可挑剔，所以，她的姨妈才想到了撮合这事。当然，她的姨妈是个出名的势利眼，促成这件事，除了考虑两个人的条件外，肯定还有巴结领导的想法。

伯父和伯母都是憨厚老实的农民，看见对方干部家庭，夫妻俩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小伙子看上去除了长相一般，有些口齿不清外，也看不出什么大毛病来，再加以大姐的姨妈极力鼓动，也就点头答应了。大姐是地地道道的乡下姑娘，骨子里很传统守旧，平时别的事情会固执使性子，但是到了自己的终生大事，却规规矩矩地听从了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这门婚事就这样订了下来。

婚后的大姐，日子一度过得很称心如意。丈夫虽然有些欠缺，但除了像小孩一样，需要时常批评和帮助外，也并无什么大不了的毛病。公公和婆婆都对她非常关心爱护，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一家人住在独门独院的三间瓦房里，院中种有几株漂亮的海棠树。房子整洁宽敞，家具用品一应俱全，还有一台匈牙利产的黑白电视机，是公公出国带回来的。第二年，大姐还生下了第一个女儿，小女孩不但漂亮，还聪明伶俐，公公为了纪念自己两年前摘下右派帽子，平反昭雪官复原职，特意取名叫白雪。

此外，大姐自己也很知道上进，在公公的帮助下，进了县化肥厂上班，不久就因为工作出众，成了车间生产骨干。一个只上了不到一天小学的乡下姑娘，靠着小时候她的叔叔平时教的一点儿文化，竟然硬是通过自学，掌握了原料配制的全部技术，还被破格提拔为车间技术员，可见大姐这人有多么要强，多么优秀。正因如此，伯母每每跟母亲谈起大姐时，都掩饰不住内心的自豪与喜悦。我们兄弟姊妹也都为能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大姐感到由衷高兴。

如果不是婆婆的过早去世，大姐的好日子还会继续下去。

那一年，大姐的婆婆忽然患了一种奇怪的病，瘫在床上不能动弹，身体像缩水风干了一样，一天天变小，任凭家人怎样四处求医，任凭儿媳如何精心伺候，不到一年还是离开了人世。婆婆去世不到一年，公公就娶了办公室里的一个女秘书。那女人不但漂亮而且年轻，比大姐大五岁，只比大姐公公的女儿大两岁。春节回来探亲，大姐无可奈何地跟我的母亲说，她们三人一起上街，简直就是三姊妹一样。公公跟那个新女人生活不到两年，身体就每况愈下。那女人见势，就及早做了准备，将公公的存款和值钱的东西全都陆续划在自己的名下。公公去世后，那女人跟大姐和姐夫说，那些都是老头子生前留给她的，有遗嘱为证。之后，就带着那些钱物一走了之了。

公公和婆婆的相继离世，不但对大姐是个沉重打击，还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家里没了老人，姐夫又撑不起门户，家里家外所有的事情就都落在了大姐肩上。八十年代后期，随着东北地区工业经济走向低迷，县化肥厂也跟着破产倒闭，夫妻二人都成了失业工人。为了养家糊口，供两个孩子上学，大姐不得不带着姐夫到郊外垦荒种地，还承包了一片山坡植树造林，每天早出晚归，几乎累垮了身体。为了节省生活费用，大姐还把院子里的葡萄架改成了南瓜架，锄掉花坛里的花儿，种上了各种蔬菜。

初中一年级的暑假，我的眼睛出了问题，跟父亲去沈阳的中国医大二院看病，确诊为近视并配了平生第一副眼镜。回来途中经过南杂木镇，曾在大姐家住过一夜，对当年那个漂亮的家印象很深。一九九一年秋天，我大学毕业后又一次顺路去看望大姐，一进院子，目睹这副破败的景象，简直惊呆了。走进房子一看，家具还是当年的家具，沙发已经破旧不堪，电视仍旧是那台老旧的匈牙利黑白电视，选台旋钮已经损坏，机身上面落满了灰尘。原本作为书房的西屋，满地晾着刚从田里掘回来的红薯，书橱里的书籍已经破破烂烂，那本当年我曾翻阅过的《水浒》早已没了封面。再看站在身边的大姐，头发纷乱，脸色黝黑，两手粗糙，早已不见当年的美丽容颜，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乡下农妇，心里忍不住阵阵泛酸。

那天晚饭，大姐用仅有的炒鸡蛋和白米饭招待远道而来的她的五弟，那些鸡蛋本来是他们家用来换钱的。我被大姐逼着吃了一点儿，就再也咽不下去。之后，我们姐弟促膝交谈，一直到夜深人静。我这才更详细地知道，大姐这些年究竟过得有多么艰难，究竟受了多少的苦。尽管大姐一直讲得轻描淡写，我还是几次险些落下泪来。只有讲到姐夫的不成器时，大姐才露出她的愤恨来。她告诉我，我那半傻的姐夫，不但什么事都做不好，还时常给家里惹祸。有一次自己去山上植树，吸烟时烟头没熄灭，竟然引发了火灾，烧了大半个山坡。如果不是大姐去求助他的姐姐出面找人打点，我那白向东姐夫就要进监狱了。此外还听大姐说，这个一无是处的家伙，居然还不很老实，有一次伯父家二哥的老婆去他家串门，半夜里，他居然偷偷留进她的房间欲行不轨，把大姐气得几乎昏死过去。

大姐是个纯朴而要强的女人，即便日子过得这样，也从不提出离婚放弃姐夫。也一直不肯向亲戚求助，更不肯让伯父和伯母知道。还是伯父和伯母得知这些情况后心疼女儿，时常去看望她接济她，每次都大包小裹带着乡下的农产品，秋天稻子收获后，还安排他家大哥和二哥驾车给大姐送大米。我的父亲和母亲也总是用各种能让她接受的方式帮助她。而那个当初一手炮制这桩不幸婚姻的姨妈，这时却躲得远远的，生怕大姐拖累他们。

我再一次见到大姐，是一九九四年的冬天。那年十月中旬的一天，我奉旨跟浑家小丽完婚，大姐从母亲那儿得到消息，风尘仆仆从几百里外的小镇赶到抚顺城里。我和浑家小丽拉着她照了一张合影，照片里的大姐虽然满是沧桑，但依旧端庄沉稳，微笑中透露着她那骨子里特有的坚强。

这些年，这个家庭唯一让大姐欣慰的，是她的大女儿白雪。那丫头不但懂事，还肯吃苦，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卫校。大姐说，小雪遗传了她祖父和祖母的基因，不像她那个窝囊父亲。但是二女儿白露却很令人失望，学习成绩不好，中学毕业后没有工作，只好到城里打工。

二〇〇三年夏季，有一天我陪一个哥们去市女子自强学校办事。那其实是一座女子教养所，里面关的大多是公安机关扫黄打非抓来的风尘女子。在那儿，我意外又碰见的九年未见的大姐。我惊喜万分，上前拉住她的手，问她怎么到这里来了。大姐一看见我也很惊喜，但被我问了后，立即变得满面羞愧。

她告诉我说：“我来看小露，丢人现眼的死丫头，前几天在舞厅被抓了，就关在里面呢。”

我吃惊过后，急忙宽慰她说：“大姐你别急，放心好了，这儿的所长是我的朋友，我马上去找她，要她立即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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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