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女性角色：守空房的原配或占有男人私生活的情妇
              流行语：男人有钱就学坏，女人学坏就有钱
              流行消遣：蹦迪和泡吧

    1994、1995年，林忆莲的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歌成了歌厅里女性点唱最多的歌曲之一。
　　什么时候男人不回家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80年代以前的男人下了班只能回家。那时候没有夜总会、卡拉OK厅、迪厅。后来，“下海”的男人们忙起来了，他们的妻子还可以心怀崇高的地扮演他们身后那个了不起的女人的角色。当在家中迎接风尘仆仆出门辛苦创业的丈夫回家时，女人们的心情真的是又辛酸又甜蜜。
　　“那时想，他是为了我们这个家才这么辛苦的，他回家越晚我越心疼，但事业上我帮不了他什么，就做好贤内助吧。”
　　但从90年代起，男人们深夜不回家的原因就非常复杂了。卡拉OK厅、夜总会、迪厅中开始有了三陪小姐和娼妓，女人们渐渐从不相信到不得不面对，最后不得不做出一个选择：是接受现实还是放弃这个男人。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道出了若干女性内心的无奈和痛楚。
　　当一部分女性以满足男人的欲望为职业的时候，就有另一部分女性承受着这种伤害。伤女人的是女人吗？
　　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宣称：“当女人开始放纵自己的时候，男人们就找到了纵欲的机会。这个社会之所以纵情声色，是因为女人不控制自己了，而男人从来就不控制自己。”
　　对此我一直不敢苟同。如果男人的动物属性使他们更易见异思迁是有科学依据的话，那么最新的基因研究则显示，女人维持婚姻的兴趣不超过四年。如果这个科学的依据成立的话，女人们也可以找到在结婚第五年随意出轨的理论基础。但身为丈夫的男人们谁愿接受这个“科学的”事实呢？
　　不幸的是，在这项基因研究结果出来之前，女人们似乎已经很符合“科学”地向男人们证明了这一点。
　　迪厅、卡拉OK厅里女性的身影也开始增多，很多并非干“特行”（对三陪小姐、娼妓的隐晦称谓）的年轻女孩把来这里当作娱乐，中国的大都市里出现了夜生活。
　　其实夜生活的出现说明了这个城市的繁荣和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及收入用来休闲，只是当男人女人们都花费大量时间去过夜生活时，传统的感情模式中的二人世界和传统的家庭中的两厢厮守就变换了方式。感情有了旁观者，家不是人们工作后惟一的去处。
　　家一旦不是最先的最好的最终的放松场所，家的功能又被削弱了几分。尤其在男人不守家的时候女人也开始不守着家，这一点让男人丧失了某种安全感--他们以为女人不敢轻易离家，所以他们放心出门。但现在的女人如此出乎他们意料，男人们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用以应对。
　　“男人有钱就学坏，女人学坏就有钱”是这一时期的流行语。
　　都市中，有一些经济状况尚好、并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子，甘愿从事色情服务或不求名份地与富有的或外籍的已婚男士同居。2000年3月，零点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针对青年女性、中老年女性及城市男性三个群体的一项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探讨。
　　数据显示，有三成以上的人认为那些女孩子是为了享受，有23.5%的人认为她们是贪图奢华的生活，同时又不愿付出劳动。就像有些女孩子自己讲的那样：“我做了五年，有了房子，是洋房，有了车子，是宝马车。我这样不做了，我什么都有了，可以安心当一个家庭主妇。你们那么辛苦，那么多年奋斗，也就是奋斗这些东西，只是奋斗的方式不同。”但是在周围人看来，这种富足的生活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幸福。其中有20.6%的人认为她们的内心深处并不会感到快乐，也有人认为她们的行为可怜又可耻（16.2%）。但也有相当的人对此持宽容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不同的追求，应该用现代的道德和价值观来理解她们的行为。其中有两成以上的人认为她们是在寻找一种刺激，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或心理。17.6%的人则觉得她们受到环境的熏陶，价值观、道德观跟常人不一样。另有15.9%人认为她们在追求欧化、西化的东西。人们认为，这些女孩子“个人条件比较好，知识层次较高，就觉得身边的人档次较低，看不起一般的男人，觉得和一般的男人在一起就降低了自己的档次，所以愿意和大老板或老外在一起。”
　　交叉分析显示，不同的群体对此的观点有相当的差异。青年女性中，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享受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群体（20.7%和25.9%），而更多地认为她们是持有一种不同的价值观（19.7%）和需求（24.6%）。在这一点上，青年女性和男性的看法较为一致。另外，有更多的年轻女性认为“她们内心深处不会是快乐的”，占1/4左右。在年轻女性中，认为这是因为“不愿意受家庭的束缚”的比例也高于其他群体，这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她们对婚姻和家庭的看法。相比之下，思想比较保守的中老年女性则较另两个群体更多地认为这是为了“贪图生活的奢华”（ 26.5%），同时觉得她们可怜又可耻（19.6%）。
    在不同的城市，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有较大的差异。广州的受访者更多地会从追求生活享受的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定程度上与广州自由经济发展较早，文化中更富有务实的商业气息相关。上海的受访者则较其他群体更多地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考虑（21.4%）。同时，上海的受访者中有12.7%认为这一现象是由于那些女性“渴望得到真正的爱情，在幻觉中寻找爱情，无私奉献”。她们认为，“这不能光从投机的角度来说，尤其是一些受过教育、有学历的女性，在精神上追求高。虽然说两个人碰到了，那个人已经结婚，不可能离婚的，她心甘情愿为了爱情放弃一切做他的情妇，我觉得这与那个为了金钱而做情妇的有本质上的区别”。北京的受访者的想法较其他两个城市更为多角度，其中认为追求西化，可怜又可耻，性的开放，内心并不快乐的比例均明显高于另两个城市。
　　比较不同学历的群体的看法可以发现，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群体对此的态度更为传统，更为物质化。他们更多的认为这是追求生活享受。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因为“赚这种钱很轻松，好像随便玩玩就有了。她们吃大户、用大户，最后自己也变成大户。她们有学历、有文化层次，若到人家公司里面做事顶多一个月拿一点工资，而在这个场合里去做，去参与做这种事的话，收入就快得多。在她们眼里，这就属于一种买卖关系，就是在做生意。”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则更多会从精神和心理层面来看待这一现象。
　　被称为“情歌王子”的张信哲在1995年以两首作品迅速窜红至巨星级的人物。那两首作品是《太想爱你》和《爱如潮水》。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爱如潮水》）
　　一种近乎哀求的口吻，一个痴情的男人。
　　在女人看来这是个痴情男人几近绝迹的时代。她们希望能被男人这样痛苦地爱着，如果男人会因为得不到他们的爱而感到心碎，她们的心里多少会有某种满足感。如果说传统的爱情风格里女人只能默默忍受被背叛的痛苦和屈辱，这一代女性则开始选择一种报复性的放纵来平衡自己的内心，受伤害的不再是女人一方，而是双方。
　　1995年，台湾女歌手辛晓琪以一曲《味道》赢得了男人女人的广泛共鸣。
　　歌中的女人一直想念已离她而去的男人的味道。很显然这是两个曾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男女，女人的思念不是抽象的一段情感，而是包括袜子、外套、香烟等生活细节，女人的哀怨不似邓丽君时代还在精神柏拉图的层面，而是对一种真实而具体的生活状态的念念不忘。
　　有过性经历的人士从中感应到了一种性的色彩，没有此类经历的人竟然也很能意会其中的“味道”。女人能把自己的性心理公开（虽然是含蓄地表达出来），还有什么是需要避讳的？
　　1995、1996年，北京、上海及其他一些大城市流行泡酒吧，各大中城市流行“蹦迪”（即跳迪斯科）。酒吧里培育出的爱情似乎天生就染有几分暧昧和虚幻的色彩，迪厅里的激情直率刺激，但曲终人散后，也进入了休眠期。1996年后，各大城市的年轻人自发地把情人节当做一个必过的节日。从那以后每一年的情人节，酒店、酒楼、娱乐场所都以此为商机，而且确实生意兴隆。当恋爱场所从七八十年代的公园、河边、小树林，移到八十年代中期的餐馆、洋快餐店，再到九十年代初的卡拉OK厅，再到此时的酒吧，迪厅，场地是一个比一个“洋”，消费是一个比一个高，身体的距离是一个比一个密，但感情却一个比一个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