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感慨：爱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
                流行消费：拍摄高档婚纱照
                流行角色：无孩贵族

　　人们体会到开放和自由带来的快乐，但就像一柄剑有双刃，痛苦如影随形地接踵而至。
　　这一时期离婚和第三者现象已经成了一个无法掩饰的社会问题。
　　北京大学吴德清博士在他的《当代中国离婚现状及发展趋势》一书中提出：“交换关系贯穿于婚姻之中。且不说婚姻形成之初的配偶选择是一个交换过程，就是婚姻形成之后的夫妇关系也是一种交换关系。……严格说来，这种交换关系是婚姻权利和义务的交换关系。”人们希冀婚姻能够满足物质、精神、情感等各种需求，为了获得这样的婚姻，人们付出并提要求。如果权利和义务是平衡的，婚姻就容易缔结并维持，如果权利和义务是不平衡的，婚姻就可能产生冲突。
　　但婚姻内交换的权利和义务在中西方的婚姻里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很多婚姻中包含的一大部分就是物质需求，夫妇双方需要共同支撑一个家庭的经济。而欧美发达国家的婚姻则更多强调感情的和谐。中西两类人群对感情的理解也相去较远，但显然中国年轻的一代试图缩短这一距离，在他们的理解中这是他们现代化的一部分。
　　婚姻在这场社会转型中面临的挑战无比巨大，要经受住考验并不容易--一方面婚姻要承担的不再是原来“搭帮过日子”那么单纯，它必须要具备满足人们多种情感需求的功能，一旦无法满足，就成了婚姻的缺陷。但婚姻在它既往的生存经历里没有这方面的“培训”，于是婚姻就好像一个不称职的员工，随时都可能被解聘。
　　其实并不是婚姻本身出了什么问题。婚姻作为一种制度，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不是因为感情而是因为经济利益而发明的一种人际契约关系和交往模式，知识越靠近现代，婚姻中感情的因素被越多地强调。而一个基于功利目的建立的制度在被要求适应以感情为主导的男女关系时，婚姻本身表现出的力不从心是可想而知的。
　　人类在近现代一直努力使婚姻摆脱浓厚的功利色彩，力求使它更具唯美的感情成分，这种努力并非毫无结果，但显然不尽如人意的事例比比皆是。只是人们在生存的困境中，不会加于婚姻更多的负担，而一旦婚姻不需要承担双方生计的问题，感情就成了是否有必要维系婚姻的首要前提。
　　为了生计，婚姻因为这样相依为命般的感情获得了长久的生命，但为了情感，婚姻竟成了鸡肋--为了稳定一段感情，人们还是要选择婚姻，为了放弃或追求一段感情，人们又会放弃婚姻。
　　离婚从来不可能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即使对那些渴望解脱的人来说也是。现代人在高离婚率带来的压力中既获得了一种随时能解脱自己的轻松，也感受到了一种对亲密关系随时会消失的焦虑。
　　在传统教育中成长的几代人很难真正消除由此带来的困扰。人们在寻求各种解脱之道。
    1993年对中国的流行乐坛而言，可以称作“包装年”或“签约年”。
　　在国内业已成名的那英、李玲玉、景岗山、解小东等纷纷与港、台的唱片公司签约，甚至已是大姐大的毛阿敏也宣称要改变风格，而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女孩艾敬倒确实在签约后以一曲《我的1997》窜红。
　　这个一头长发，从来都穿着牛仔裤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女孩弹着吉他，用她轻松而平实的声音唱道：“我留在广州的日子比较长/因为我的那个他在香港/……他可以来沈阳/而我不能去香港/……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个大红章/……1997快些到吧/我就可以去HongKong/1997快些到吧/和他去看午夜场……
　　单纯的旋律，朴实的情感，两个人能在一起就是梦想，爱情不再沉重。这多么令人向往啊！
　　这一年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国内首次出版。这句话也成了很多人用来形容自己的疲惫、虚弱的文艺说法。
　　高档婚纱影楼自南向北开始流行。800—1200元一套的消费初始还让很多人难以接受，但经济条件好的那群人，还是很快接受了这一观念，率先成为顾客。
　　其实，结婚照一直都有，披着婚纱拍照也不是1993、1994年才有，但上浓妆、变换多少种发型、换多少套礼服、摆多少个姿势的婚纱照却是非常奢华的消费。每一个拍照的男女都被描摹的美仑美奂，照片上看起来似像非像的两个人令做此消费的人们总是心满意足。感情有此美妙的证明，也是一桩不错的事情，尽管不一定真实。
　　1994年，一部起初在晚上11点以后播出的8集电视剧《过把瘾》在毫无炒作的前提下竟靠口碑宣传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对本来十分相爱的青年男女经历了结婚离婚又复婚的曲折，那些相爱的情景、争吵的理由让很多人心生共鸣。“爱情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结果”这句在片中作为点睛之笔的话成了很多人反思自己感情失败的一个指南。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在感情中付出与得到能不能说得清楚，而且能做得滴水不漏？男女之间究竟是因爱而相互宽容，还是相互束缚？感情的安全是靠什么建立的？
　　“我是和我女朋友一起看的这部电视剧。那时我们俩已经分手了，她找了一个比我有钱的，那人对她也像钱康对杜梅那么好，但我们之间还是很有感情。我们一边看《过把瘾》，一边向对方道歉。她流着眼泪对我说：‘如果我们早一点知道怎么爱对方就不会弄成今天这样了。’但一切最终无可挽回。”
　　“我老公和我一起看的《过把瘾》，每到方言和杜梅起冲突的时候，我就对我老公说：“男人总是不懂女人为什么爱使小性，如果男人能多了解一下女人的心理，好多矛盾就不会有了。”
　　《过把瘾》的走红不仅捧红了两位演员，也使主题歌广为流行：
　　“爱有几分能说清楚/爱有几分是糊里又糊涂……”
　　人们希望能糊里糊涂就回避很多问题，但曾经发生过的许多事情真的用糊里糊涂就能释怀于心吗？
　　同年，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讲述了文革期间一群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男女间朦胧而纯美的感情世界。这部影片创下了当年国产影片的票房纪录。影片拍得很有法国电影的味道，演员也都生动而富于魅力。主要是故事发生的年代与今天相距遥远，人们在坐在电影院里的那两个小时里，可以怀念或者憧憬一回这种可忆不可追的感情生活，好像不在那样一个年代，不在那样一个年纪，爱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沉重，直至令人难以负荷。
　　人们想放松放松了，想简单简单了。
　　谈恋爱开始变得有一些公式--
　　情人节一定要送玫瑰花，过生日要到电台点一支歌作为礼物，情人之间说的话开始变成了歌词，如果恋爱可以照抄，和谁谈恋爱还不都差不多？于是大家在速聚速散中爱罢痛罢，一方面对伴侣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对感情的结果期待越来越茫然。所谓个性化的感情都在寻找相似的证据，一旦出现不同，惶恐不安也随之而来。
　　给感情和婚姻都减压是大家不约而同的选择。
　　--谈恋爱不一定是以结婚为目的，只是一种感觉嘛。
　　--上了床能说明什么？如果和你上了床，就要娶你，在你之前我都结几十次婚了！
　　--我没有能力负担我们全部的开支，这样吧，咱俩在大件上实行AA制吧。
　　……
　　对传统价值观的陆续修改使中国在历经“文革”及新时期两轮对传统文明的冲击后，传统的道德文化社会规范在都市乃至乡村日渐式微。
　　“DINK”作为一个新名词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DINK”意即两份收入没有小孩（DOUBLE INCOME NO KID），简称“无孩贵族”。
　　最初这个词是在介绍西方新潮流时引入的。那时对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中国人来说乍一听到结婚后只夫妇两个人过一辈子而不要小孩，简直是鬼子才会有的荒唐想法。但当城市一些育龄夫妇真的开始身体力行，那些喜欢尝试新生活的人也日益关注起这种家庭生活模式。
　　1996年零点调查公司受《南方周末》的委托，对全国十大城市共5138户进行了入户访问。1997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出：18—34岁的受访对象中有62.6%的人选择夫妻二人为理想的家庭模式，居各年龄段首位；高中文化程度的有31.6%，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22.5%选择夫妻二人为理想的家庭模式；收入在400—800元间的受访人群中有39.3%、收入在800—1500元之间的有26.8%、收入在1500元以上的有9.1%选择夫妻二人为理想的家庭模式。当然，这其中有27.1%表示将来会要，有39.8%表示没有定见，但毕竟有33.1%的人表示一直不打算要孩子。
　　收入首当其冲是关键原因，很多人怕要小孩后自己的生活质量会下降，而且也没有能力给孩子一个优越的成长环境。还有就是担心现在的社会竞争太激烈，也太混乱复杂，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承受这些压力。另一个令男人女人踌躇的理由是对夫妻关系缺乏足够的信心，担心以后离婚会因为有孩子而格外麻烦，同时也会给孩子造成严重的伤害。
　　既然生孩子这种天经地义的事都能发生动摇，很多事不断产生波动就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