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必有异象，其实这番断论多半来自人的心理，人心思变才投射到诸般奇象。而中国人也极其擅长在异象中求得解释，自古便由此形成了思考家国社会的方式。正如诗可以兴观群怨，任何事放诸到怪力乱神的系统中，便可以荡开涟漪，波动水域。大唐神探韦应物大人，不止是诗人，又是一个新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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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纥鹰卫的莫名惨死，犹似水面上落入一片枯叶，此后便是七日一个轮回，上一个死者的使用之物成为下一个死者亡命的工具，各案首尾相连形成了所谓的闭环杀人案。《妖出长安》一出手便抓住了观众的窥奇心理，正像是一个非常凌厉的提问，吸引着观众追逐最终的答案。接连的离奇死亡，搅动长安不安，像是连续的枯叶零落，接续起不断的水波。从惊悚悬疑开始，快节奏的不断强化这层色彩，但是剧情走向上又不单纯为其所束缚，此后情节上逐渐加入了逻辑推理。所以，可以清晰地看出它巧妙地将东方玄幻元素与西方探案推理手段进行了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人物便逐渐活泛起来。而且，剧中的类似双雄的人物配置，一张一弛，亦庄亦谐，显得活泛自然。具体到情节上，尤其是对于疑案中各种细节的设计，以及各案之间的前后勾连上，每每能够较为明显的感知创作者的把控能力和整体布局。所以，也难怪有人说但凡能够瞥上一眼，多半会被剧情吸引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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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创作语境和创作实践中，作为一部悬疑烧脑的破案剧，《妖出长安》表现的已然堪称优秀，而且作为一部志怪玄幻加悬疑推理的古装剧，又是市场上的稀缺资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始至终它又并没有为悬疑而悬疑，为破案而破案，而是内在的精神链条始终发挥作用，时常能够流露出对于因果轮回关系的触及和讨论。大幕拉开，一道士一纸人，妖气怪事如瘟疫般的传染，妖出长安，既是对神奇怪力的直接表现，更是对于民众心理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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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气在剧中并非一个被悬宕的虚化，而是一个逐渐显影为真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因果轮回被特别提出。轮回者有二，一为现世报，二是死后轮回。前者成了悬疑案，七日一死；后者便如佛道宗教里的六道轮回。而两者之间，更是以吴道子画作《地狱变相图》来摆布疑局。因果轮回在该剧中变成了委实不虚的存在，可谓耐人寻味。倘若将故事背景，即公元757年，安史之乱第三年考虑其中，那么“七宗罪”的情节设计便并非只是简单地对于个人道德的惩罚，而别有意味的成为对盛世衰变的警言。所以，长安可以是具象，亦可以理解为一个象征，它代表着一种危机四伏的时代气象。这一点很像《论语·述而》中所谓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并非孔夫子不言神鬼，而是彼时便是一个充斥怪力乱神的时代，为澄清正气，孔子才故意避之，因而才有此言。剧情行到最后，开篇出现的神奇老道最终现身，以黑白双玉为时空按钮，打破时空限制，踏去另一个危机四伏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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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尾，老道神鬼莫测的道出谶语，出自《周易·系辞上传》，正所谓：“大道五十，天衍四九，人遁其一。”五十条天地大道，天地只衍生出四十九条，单单少了一条轮回大道。天道本就不齐全，所以因果链条其实往往不全然周密。凡事皆有一线生机，便是人事。正所谓尽人事 ，“一”便代表着变数，以其不确定而存在。剧中沈游便是这个“一”，他是剧作中不可或缺的楔子，这种莫测的存在也才能带给观众更多的期待，巴望着参不透的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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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出长安》中散落着志怪玄幻、魂鬼传奇，其谋篇布局其实很有野心。而且，它很有意思地把空间安放在盛唐转衰时的长安，整体的空间偏重黑色，弥散着妖气，带有鬼神信仰的惊悚气质。长安，这一通常意义上的繁华都市在该剧中呈现出另一种面向，它斗转身形，变作一个由鬼神组成的，带有着唐传奇的色彩空间，这种气质的界定是属于民间的。也正是因为在这一套叙事体系中，各色人物才变得格外的生动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