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07年10月中旬开始，终于挥别一个月的感冒导致的失衡，要在最短时间内，写出尽可能多的风格不一的文字，以填充一些媒体的空格，其实质是为阮囊羞涩。于是关掉手机、电话，不开聊天工具，几乎与世隔绝。
 在有限的休息时间里，我再度读起《薛西弗斯的神话》，不是因为卡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50周年，更多的是一种偶然。没有有趣的日子，不属于我的日子，碌碌无为的日子，等待果陀的日子，我并非不是寂寥的过客。无论是保尔·柯察金，还是于连，或者是做麦田守望者，我的怕和爱，假如能够有成唐璜或浮士德的机会，那么愈快乐愈堕落，在日益混浊的空气里弥漫着不再反抗的勇气。K走进去，K走不进去。我不再想城堡的迷墙边界，即便是“黑乎党”也只是一种暗夜的自欺，未来的激情和荒诞都在现在等待我们。我再看回当年的文字，所谓初上文坛的文字，我还是希望守护在边陲。

书名：薛西弗斯的神话
作者：艾尔伯特·卡谬
译者：张汉良
出版：志文出版社（台湾）
版次：1998年12月再版

一、在荒谬中反抗
谁在荒谬的活着，谁体会到荒谬？有些人在孤独、荒谬的存在着，然而他们需要对自己忠实到底，否则人生便没有意义。
薛西弗斯因为贪恋尘世间的阳光，被诸神惩罚。从此以后，他注定徒劳无功地推石上山，当他成功的瞬间，便是新一轮惩罚的开始，巨石再次滚落，他再次重复这无效的劳动。他的双手布满岁月的茧痕，双肩骚动宿命的力量，面颊紧紧贴住炽热或冰冷的岩石，双足要么踏在无稽的泥泞之中，要么踩在虚浮的坎坷之上，每一步都那么真实，都那么空旷，他的时空被肆意的扭曲，每天都有斜阳西下，我不知道他有我们的感伤么？
无疑，薛西弗斯在哲学上是荒谬的，将一个充满希望的生命安排成一架永动机是极端枯燥乏味的事情，于是乎永生的欢愉成为并不快乐的放逐。周国平曾经为这个神话添加过一个粉红色的尾巴，他写道：有那么一天，薛西弗斯在下山的途中捕捉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蝴蝶，他兴奋的像一个大男孩。那么，是否可以说他发现了荒谬的真相？
卡谬说，一旦人发现了荒谬的真相，就会感到幸福。当金·凯瑞一再咒骂上帝的不公时，上帝就让他代为管理这个乱糟糟的世界。不幸的是，他发现遵守上帝的契约注定是极其荒谬的：一、不能告诉别人自己是上帝；二、不能改变自然－－那么，拥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也一样要面对无能为力的空洞感觉。命运虽说来自于偶然，来自于你一连串的言行，但许多事许多感触其实早已注定。
在古中国的传说中，有一个尤其显得荒谬。张友仁本是个普通的神仙，只不过是在凡世中享有美好的道德声誉，以近似勉强的资格位列仙班。我们知道，神仙大封赏是智慧的化身姜子牙的工作，不过他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在最关键的深刻由于他的私心和不慎才使得张友仁成为玉皇大帝。那一句“自然是有人来当”，更像是一个喜剧中的不太高明的噱头，但是回首往事，他成为最大的象征和寄托是宿命的安排。在众多法力无边无际的神仙当中，他的确是独特的存在，从而是最佳的人选，这也说明姜子牙不过是一个蹩脚的代言人，冥冥之中掌握宇宙的力量自始至终不曾现身。滑稽的是，分配神仙序列的姜子牙本人最后只落得“上梁大吉”的差事，实际上这仍然是农业社会极为重要的仪式。
也就是说，神和人的命运都属于自己，在人生的旅程中总有那么一个几个最微妙的时刻在等待自己的选择。然后，无论结果如何，生活会继续，荒谬这继续。在薛西弗斯和巨石的关系中，他是被动局面的接受一方，在简约到程式的惩罚被他明白以后，他确认这惩罚本身，并在反复的劳作中体会繁复的缤纷，以悲欣交集的心态去坦然自若的面对这意味深长，当是时他就已然是巨石的主宰，既不感到光荣，又不觉得可耻，于是诸神的愿望无可挽回的落空，因为他蔑视惩罚本身。
显而易见，巨石不过是一个象征，在后现代的社会，再也没有诗意的栖息，再也没有小桥流水人家，再也没有拔剑四顾心茫然，在钢筋混凝土的世界里，人们失掉了自然，人们忘却了太多，人们成为机器的奴隶，人民成为制度的附庸，人们的前景是简化成1和0的时代，这个结局是不是我们的唯一，我不知道。但我分明记得另一个仿佛的故事，唐僧&孙悟空取经集团在天上地下最高权利机构的联合筹备下终于成行，所谓的八十一难就是一连串的过关游戏的开局－－当愚昧的唐僧也体悟出荒谬的刹那，他方才承认自己并不能代表广大的凡俗群众，如果连自己都不能得到救赎和逍遥，那么传说中天花乱坠的经书教义亦不过是是欺世盗名的幌子。在吴承恩的版本的后三分之一，我分明看到他的心态开始超然，他的嘴角似乎有一些嘲弄，一切的考验都是妖魔和神仙的堂皇的共谋。事实上，他将有惊无险的话到达西天，但他敬业的保持着虔诚状。
在无限的荒谬中，蕴涵着无限的希望，这希望是飘渺的，是与日常生活的经验相悖反的。在荷马史诗中，自信优越的英雄往往沉浸于自我的万能当中，他们在险恶的冒险里证明自己，但是回到伊塔刻（ITHACA）并非易事。他们被命运选中，被瞎子荷马选中，故事这的人物却未必明白自己的荣耀来自口耳相传的虚构，英雄回不到故乡，是荷马恶意的不自觉的荒谬。在罗曼·罗兰的笔下，约翰·克里斯多夫一直在异乡流浪，他相信竭尽全力（ALS　 ICH　 KANN）可以回到精神上的家园。
我们的理智，目前无法充分解释这个世界，从数学上讲，当我们了解的越多，未知的也随之更多，我们的迷惘也随之疯狂的占据自己的脑海。我们的理智在不自信的崩溃，与此同时我们的肉身却能充分的证实自己的存在，我们的肉身总是渴望永生、占有更多和实现一切愿望，这就是欲望－－我们的野心勃勃，虽然科学告诉我们衰老是难以避免的，但人们还是化妆、减肥和养生；经验告诉我们一生能够尝试的事情屈指可数，但人们还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奸雄曹操早就替我们说出了这对荒谬的反抗是正义的，奋斗、努力、进取、创作、征服、自由，哪怕我们实现的是想象中的零头，但我们一直在努力——薛西弗斯在寂寞的劳作，但他享受了充分的阳光；吴刚也在寂寞的劳作，但他也有嫦娥相伴。

二、从熟悉到陌生

从熟悉到陌生，正如醉酒的感觉，我们总是借这个名目搞出很多美好的故事弄出很多无聊的是非，这是对自己束缚的解放，是文字的涅磐是思绪的流浪是惯性的消解是颓唐的逍遥。
编造名人名言一直在我在读书时的嗜好，现在想起来每每还自恋的不行，或者您可以鄙夷地称为怪癖，或者您可以对我草率地赞赏一下勇气，然而分明我记得当年的第一次是因为在争论不休时我的黔驴技穷的缘故，接下来就是习惯成自然了，这是对文字虚伪的利用－－不幸的是，毕业后参加初中教学工作的我，再也没有遇到像样的对手，于是这一伎俩再也没有机会发挥作用。忽然有一天，我发觉自己已然丧失了这一能力，甚至于真正的名人名言我也不会引用了。
就在我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魏君子告诉我老六（见招拆招）有本书很好玩，于是我当下来看，在《关于读书的记忆碎片（四）》当中我见到一个知己，一个虚伪的知己，他走的也是“六经我注”的路子。在文字中生存，靠文字生存的人原来都有虚构的冲动。
我的阅读开始的不算早，也不算晚，大抵稍微正规的是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当然首先饕餮的是金庸老先生的对联，这在北国的乡下，也称得上是跟风，这段充满快感的夜半苦读的结果是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写了篇两万字的论文，然后再也没有读过。如果只读金庸，我估计会被老师和家长坚决反对的，巧合的是我那时还兼任了管理学校图书室的老师的课代表（简单解释一下这绕弯子的话，我在那时担任班长、舍长、学习委员和语文课代表外，阴差阳错的被安排做了美术课代表，虽然到现今也不会画画，但是毕竟能够读一些画，而这个美术老师正是管图书的），自然我就很便利的杂七杂八乱七八糟囫囵吞枣马马虎虎地看了很多闲书，究竟有多闲，请宽恕我不坦白。幸亏那时我很是喜欢看一些不闲的书，比如革命伟人的宏伟历程、奥林匹克竞赛、十万个为什么等等。事实上，就是这些书替我作了掩护，使我得以在一个较为宽松环境下自由的阅读，当然前提条件是履行诺言，考试成绩一定要替班级、学校、家长争光。
初中上完了，就读了师范。在这里，阅读是另一种傻，大多数人都忙活着名利和恋爱，我却和两个同学在浪费大好的青春年华。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少年人的阅读是很危险的，我们尤其如此。猛然间步入文学文化艺术社科的殿堂，我们被浩瀚的未知震颤了，被积压的精神惊竦了，阅读成为诱惑的毒饵，我们只是触摸了可能的边沿，古今中外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字充斥着我们的眼球，我们的视网膜不假思索的接受它们的扫荡，我们的脑海被搅得翻腾汹涌澎湃成混沌的迷惘。
阅读成为自我的神话，因为我们发现读的越多，未知的就越多，而我们是没有人指导的，我们的老师很快被我们抛在一边，而我们三个的方向又很不相同，我们的书基本是我们自己找到的邮购回来的。我从初中时阅读粗砺的文字到温婉细腻曲折回环繁复丰润的文字没有过渡没有缓冲，当我以昨天的姿势阅读庄周李白屈原鲁迅余华莫言但丁尼采卡谬萨特曹雪琴黄仁宇王小波艾略特里尔克沈从文余光中赫尔岑哈耶克佩索阿卡夫卡乔伊斯帕斯卡尔托尔斯泰勃兰兑斯波德莱尔海德格尔托克威尔博尔赫斯普鲁斯特川端康成白银时代联邦党人索尔仁尼琴托斯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我的心怎么能不骚动不怅惘不委顿不困惑不彷徨，总是感觉生活在别处，这真是荒谬的阅读。可自己又没有什么生活体验，试图建造自己虚构的生活而欲罢不能，怎么让我不难受。后来，就毕业啦，就参加工作啦，书还是零零碎碎的看，但是没有当年的激情，周围是世俗的生活，大家都在忙忙碌碌的生存，我也只能做一个生活的卒子，虽说是过了河却没有拼命向前的勇气，浑浑噩噩地直到去年。
还好，这星球上有人发明了互联网，还好，中国也让这东西存活，我又开始了旁观，从电影开始我又开始了阅读，开始了写字——当我重新开始，文字已经从熟悉到陌生，从充实到空虚——我给自己起了个ID叫“云飞扬2046”，“云飞扬”是大流氓皇帝刘邦先生的吟哦，我试图唤醒自己的激情；“2046”是我期待的一部电影，王家卫的作品一直使我有冷峻的感觉，他总是能够直接指认我心底最脆弱的迷离。当今年的正月，我偶然间遇到了等候久久的《旁观者》，我明白我今生和诗歌的缘分还没有尽。当4月1日，那个忧伤的日子，我意外的闯进红袖，我明白我的未来将与之息息相关。
猴子在打捞水底的月亮，它们自是有它们的美好享受；野狼在逡巡月夜的旷野，它们自是有它们的心旷神怡；乌鸦在召唤腐朽的肉馅，它们自是有它们的微妙口味。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在童年时听过、看过，但是成长之后的我们对此还能有关心吗？
毫无疑问，我们都在活着，都在经典中活着，这对有思索的人是种终生难以忍受的折磨，只要你努力，你就会发现：太阳底下几乎没有新鲜的事情，你只是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而已，哪怕你的心情寂寥，你想写几句分行的文字，也可能是发前人之呻吟，这是另一种惩罚。
我们在浩瀚如烟海的文字中遨游，我们的生命负荷很重，很多时候我想刻苦和勤奋是给自己的枷锁加固，然而一旦决定不去汲取传承前人的知识，自己又觉得是主动的盲目失语，这矛盾将伴随我们的一生。卡谬说：“人没有可以回归的故乡，没有可寄望的土地，不能不成为绝对孤独的异乡人。”人生的意义，就是一连串的事件，在游移不定的时空里走向死亡的终局。有文化、有思想、有创造的人，却要面对死亡的现实，短暂的人生使每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惆怅忧郁，这就是生活中的荒谬，荒谬从根本上讲是心灵的反思，虽然人生如白驹过隙般短暂，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渺沧海之一粟”的希望，越是认识到这一惩罚，就应该反抗。
卡谬把与荒谬的应对归结为三个层面：第一是自杀，自杀只能说是最简单的方法，是逃避现实的途径，虽说解决了当事人的问题，可是对荒谬的世界于事无补，况且自杀后就没有了体验，体验既已不存在，荒谬便已定格；第二是希望，希望是对付荒谬的另一出口，是挥挥手和过去一刀两断的解脱，需要你全盘的忘却；第三是反抗，理性的知识在达到某个高度后就开始摧残意识，意识本是体验的产物，而现在却多是由灌输而得到，每个人都主动的参与社会的大分工，都接受分派的角色，做着雷同的事情，讲着雷同的话语，用着雷同的化妆品，看着雷同的电影和演唱会，反叛着流行的反叛，按照同一个作息制度上下班，每个人的面目逐渐模糊，终究有一天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数学符号，或许大脑置入芯片就一切都结束了，错，是一切都开始了。
于是非理性的情感隆重登场，拯救世界的重任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激情，或者紧张、或者局促、或者冲动、或者呐喊，都在这无限的非理性中滋长。事实上，意识和反抗是同一的过程，不可分割。
卡谬在他的理论中，把荒谬分为三类：唐璜、演员和征服者，他们的足迹不同，选择也不同，带给我们的也不同。唐璜拒绝后悔与希望，演员喜好无限的荣光，而征服者则是向往“没有乡愁也没有苦思的行为”－－他们必定可以脚踏实地，在东方，黄仁宇为我们解剖了一群荒谬的失败君臣的内心，那是万历十五（1587）年。
在艺术的最高档次，喜剧是与悲剧不分的，你承当无尽的义务其实就是无义务，古今中外这样的英雄和统治者有很多；你永远幸福的长生不老就是**般的活着，有那么一个刻毒的寓言可以证明；你是喜剧之王噱头不断的娱乐演员，有那么一天你的电影会比其他的更加悲怆；悲剧和喜剧的创造，只是物化的外在形式，演员本人的心灵深处或许相反；影评和诗歌、小说和杂文，未尝不可说是同一般心情的闪现，在写作的逻辑上是一致的，它与技巧的关系远远不如与激情、真诚和自由的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