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六人晚餐》在叙事上很讲究。作者以一种对称结构安排丁、苏两家的故事线索。丁伯刚是个鳏夫，他带着一儿一女；苏琴是个寡妇，她身边有一女一男。所谓“六人晚餐”，就是两家合为一家过程中特有的一种仪式或场面。在这里，每个人的位置都是固定的，犹如两大阵营一般，两个大人顶头各一个，形成分界线，孩子们则两两相对，互相张望。这种格局似乎已经暗示着两家很难真正地融为一体的前景。章节设置也是颇费心思的，第一章写苏琴的儿子晓白，第二章便写丁伯刚，第三章写丁伯刚的女儿珍珍，第四章便写苏琴，第五章写了丁伯刚的儿子丁成功，第六章再写苏秦的女儿晓蓝。

每个章节的叙事角度都是双重的。小说采取了类似“复调”或“二重唱”的诉说方式。作者固然是所知角度，就像架在“六人晚餐”之外的那个机位，作者站在它的后面，充当那个隐秘的叙事者；而六位主人公则代表着视觉角度和听觉角度，他们不仅以内心独白介入小说叙事，而且各自讲述着他们对于那段共同生活经历的不同记忆，以及六个人在互视过程中各自的想像和描述。这就仿佛将镜头推成了近景或特写，以强调角色本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这也很好地说明了在这部小说中叙事者与被叙事者，或者说作者与主人公的主客关系。在这里，被叙事者貌似在叙述，其实都在叙事者的掌控之下，犹如一部影片，镜头运动、场面调度、用光、剪辑……都被导演牢牢地控制着，演员固然应该演好自己的角色，二者巧妙地纠缠在一起，构成了这部小说很突出的叙事特点。

六个人分别讲述同一群人的同一段经历，叙事中的时间相对来说是固定的和封闭的，这倒很符合叙事学对于叙事作品的要求。如果说，故事起点是苏琴丈夫去世的话——那一年弟弟晓白八岁，姐姐晓蓝十二岁；那么，“4月13日下午两点42分”应该就是故事的结束，结束于某个打火机心不在焉的偶然一闪。这个从叙事之初就设定的终结点，虽说出于偶然——历史总是被偶然性所支配，但我还是由此想到了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晓蓝的意识恰恰就在这个瞬间停顿下来，她甚至想永远地呆在那里。这或许是一种暗示，它意味着由晓蓝所代表的那种力量，驱使她追求更高贵、更有尊严的力量，已经被那富有激情的一声巨响化为乌有，丧失了推动整个历史进程的可能。

不错，在这部小说中确有其他力量存在着，他们每个人的述说都发散着不同的情感和气息，这使得叙事在一定程度上被零散化、碎片化和平面化了。但作者并不刻意回避整体化的努力。我想，我们应该对晓蓝这个人物及其所处位置给予特别的关注。作者写道，她在晚餐开始之前或结束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总是“远远地挑了张椅子”坐下，名义上是在看书，背英语单词，实际上却因此区别于其他五个人，从而获得了更加广阔和深邃的视域，甚至成为作者视角的内置。这就是说，我们也许可以把作者与晓蓝作为同构关系来理解，作者通过晓蓝传达她对世界、人生，以及社会存在和生命价值的理解和认识。当然，作者不是晓蓝。晓蓝有她自己的人生轨迹，包括她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理想和追求。实际上，她是这个六人群体中最强烈地感受到生活的残缺和分裂这个事实的，她绝不可能与这个群体和解，即便是丁成功，她也只能隔着玻璃眺望他，亲近他。她和其他五个人的关系永远是若即若离的，这不仅因为她承担着要将作者视角内在化的重任，更重要的也许还在于，她一直“都把爸爸放在心里带着”，“一天都没有丢下过他”。她甚至“喜欢给爸爸增加一些更高雅、更亲切的细节，这会使得她孤独的追求有点渊源，不那么突兀”。

显然，这个“固有记忆加上自由虚构的爸爸”，正是隐藏在她身体内，推动整个故事向前发展的那种力量。而恰恰是这种力量，使得她永远处在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和纠结之中。作者揭示了这种追求的悲剧意味，事实上，她拿生命作为赌注的人生追求，不是有价值地生活，而是生活得有价值；她不是要活出价值，活出意义，而是希望得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不是可以追求的，也不是被给予的，而是生活于其中的人自己建立、自己创造的。这一点始终游离于生活之外的晓蓝也许很难理解，在她看来，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似乎只能存在于不停的追求之中，直到她所追求的东西随着那一声爆炸完全消失。

孩子的出现给叙事注入了新的动力，结尾那个江葬的场面，也暗示着原有的封闭格局将被打破，但人们是否有理由为此感到乐观呢？晓蓝盯着孩子像个小菩萨似的脸蛋这样想：“她也将一步步踏入严酷的人生，她会跌落于短暂的爱，会沉湎进轻浮的泡沫，被各种欲望所威胁与绑架。毕竟，她将要交给宝宝的可能会是这样一根汗水淋淋、黏糊糊的接力棒：被质疑的身世、经不得推敲的自尊，可能比妈妈的妈妈更加喜怒无常的妈妈，当然，还有浊水流淌的十字街区，以及对这些街巷的爱与憎恨。新一个轮回。看看，出身与阶层、奋斗或失败，这些老问题永远不会消失！”她这样想也许并不错，因为人的苦难远未结束，正是这种苦难使得小说获得了存在的价值，人类也因此有了“诗意地栖居”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