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京图书馆

解玺璋

今天是北京图书馆建馆100周年。我想起年轻时候北图给予我的恩惠，写了下面这些文字。

1970年代，我在东郊的一家工厂做工。工作之余，只有两个最好的去处，一个是位于北海西侧的北京图书馆，一个是位于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那个年代，书是稀有资源，很不容易搞到，除了好朋友之间可以互相周济，社会上能够公开借阅图书的，似乎只有这两个地方。虽然开放的图书非常有限，但在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却也聊胜于无。

图书馆有借阅和阅览两个部分，我们这些拿不出专业介绍信的青年工人，大多只能办阅览证，在阅览室阅读。而阅览室座位有限，为了能得到一个座位，就要赶早去排队。有时不幸排在后面，座位都被先到的人占满了，晚到的只能在外面坐等，有人离开了，则依次替补，很像当下一些人气旺盛的餐馆排队叫号。我做工的那家工厂，在今天的东四环之外，离城里很远，赶上休息日，早晨6点钟就要上路，蹬车直奔北海或国子监。冬天的时候，进了城，天才蒙蒙亮。

当时读书，全凭兴趣，没有明确目的和具体目标。因为在1977年以前，真也看不出可以改变个人命运的任何希望。但也不是没有选择。最近整理过去的笔记本，就发现1974年到1975年之间，读了许多文艺理论方面的书，比如普列汉诺夫的《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帕克的《美学原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10）、《美学问题讨论集》（1－6）以及《巴尔扎克论文选》、《赫尔岑论文学》、《高尔基论文学》、《契柯夫论文学》、《别林斯基选集》等，甚至还有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和吕荧的《美学书怀》，笔记本的后面居然还保存了一个借阅图书的书单，几乎有两百种之多。现在回过头去想一想，我后来能够写一点文艺评论，恰恰启蒙于北图和首图的阅览室。这里的阅读为后来我的写作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记不得是谁说过，图书馆犹如一所大学，在那个大学停办，读书需要别人恩准的年代，我从心里感激北图和首图，给了我这么难得的机会，能在这里弥补望大学而兴叹的遗憾。

考上大学以后，泡北图和首图的机会反而不多了。1980年， 方汉奇先生讲授“中国近现代报刊史”，引起我很大兴趣，有人就介绍我去柏林寺，说那里有很多晚清和民国期间的收藏，可以借阅。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号称“三库”，柏林寺是其中一“库”，库中藏品主要是1949年以前的期刊和线装书。方先生曾把中国近现代的报纸和期刊比喻为“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为此产生很多遐想，以为终于找到了英雄用武之地。所以，那个学期，我几乎每周都有几天到柏林寺来“上课”，也就是自修。这里曾是一座古庙，修建于元朝末年，至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拐进北新桥的戏楼胡同，一直向东，在胡同的尽头，就看到了浓荫掩映下的残破的寺门和院墙。院内虽很破旧，但非常幽静，古木森森，隔断了市井的喧嚣，真是个读书的好去处。

最初在这里我只是随意地浏览，受到好奇心的驱使，先后翻阅过一些清末朝廷印发的邸报和京报，也看了最早的市民报纸，上海的《申报》。没过多久，渐渐地，我的注意力就被由梁启超做总主笔的《时务报》吸引了。创刊于1896年8月的《时务报》是个旬刊，样子和一本线装书没有什么不同，每期大约二三十页，总共出版了69期。当我第一次从管理员手中接过这厚厚一摞的时候，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尘封是怎么回事儿。这里面的文字，曾经呼风唤雨、令人着魔，爆发出何等神奇的力量，但此后的80多个春秋，它们却只能躺在幽暗的书库里，寂寞地与尘土为伴。填写借阅卡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之前，它们甚至不曾被人借阅过。我一本一本地阅读，每读一本，都要先轻轻拍去书上的尘土。恍惚之中，我仿佛觉得自己有了一点使命感，好像要把梁启超从尘土中拯救出来似的。

在后来的几个多月里，我完全被梁启超迷住了，他的“文字思想之解放，无一不开其先路，其始也，言举世所不敢言，为举世所未尝为，而卒之登高之呼，聋发聩振，虽老成夙学，亦相与惊愕，而渐即于倾服，所谓思想界之陈涉，视同时任何人其力量殆皆过之”，这样的一个梁启超，正是那个时候的我，最容易为之动心的。由此也可以说，是梁启超，把我和北京图书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柏林寺，开始是没课时来，后来则找个理由，逃课也来。在这里，我对69本《时务报》的目录，做了一番整理、编排，看上去，80多年前的这本旬刊，就已经具备了新闻时政类杂志最基本的功能和特征。它不仅有政论、有自己采写的新闻，还有大量的对于外电、外报的翻译、摘编；在内容方面，则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文化、社会、民风等，应有尽有，相当完备。在这个基础上，我就做了一篇关于梁启超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的论文，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青年论文比赛，还得了奖。方先生说，没有人把它读完过，你是第一个。我却觉得，这里面有北京图书馆的功劳。

本来我很想一鼓作气，把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也弄弄清楚的，有北图这么好的条件，不做下去觉得很可惜。那些天里，我从《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以及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里找到不少材料，并且做了卡片和笔记。但第二年暑假之后，学校安排我去《山西日报》实习，回来后又忙毕业论文，北京图书馆倒去得少了。再后来，毕业分配，进了报社，更没有机会泡图书馆了。只有闲暇的时候想起来，还会怀念当初那些幸福美好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