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兄弟》：生活化的陷阱

——杨亚洲是如何书写进城农民的？

解玺璋

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农村土地约束力的日渐衰弱，以及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民涌入城市，成为这个时代的一大景观，影视作品中亦多有表现。杨亚洲的新作《八兄弟》就讲了冷家八个弟兄到北京闯天下的故事。

杨亚洲是个非常关注社会民生的导演，前两年看过他的《泥鳅也是鱼》，也是讲进城农民的向往和遭遇。《八兄弟》之不同就在于，它不再是一部容量有限的电影，而是一部长达34集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它所表现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内涵，显得更加丰富和复杂。在这方面，它与杨亚洲的另一部作品《家有九凤》倒是十分相似，都是借助家庭伦理、血缘关系来结构故事，制造冲突，从而完成对一家人命运的书写。

冷家八虎到北京来，他们和所有进城的农民兄弟一样，都是来淘金的。他们相信，在这个城市里，广泛存在着发财致富的可能性。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来的时候，把父亲的骨灰和祖宗牌位也带来了。这个举动似乎说明，他们进得城来，除了挣钱、发财，还有更大的抱负，这个抱负就是在城市里安营扎寨，把自己变成城里人。四虎的媳妇春喜坚持让他们的女儿在北京上学，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这当然是个漫长的过程。他们中除了冷大虎有过在北京当建筑工人的经历，冷二虎拼搏数年，已在北京置下一份家业，冷八虎尚在北京读大学外，其他几个兄弟对城市则充满了陌生感。他们匆忙地进入城市，但又缺少必要的准备。他们的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城市经济生活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所以，他们虽然已经在城市住了下来，却很难融入城市生活，只能算作边缘化生存。这表现在他们几个的工作安排：大虎还做他的建筑工人；三虎则一直在城市里游荡，寻找被他打跑了的媳妇和女儿；四虎沾了媳妇的光，因为结识了一个民警，找到一份打扫厕所的工作；五虎则连临时工也找不到，只能是碰上什么干什么；六虎被一个富婆包了，又做车夫，又做情人；只有七虎，在大虎的坚持下，二虎给了他一份工作，让他打理一家服装店，最终却被店里的员工席卷而去。

按照冷二虎的想法，他是希望兄弟们也能像他一样，靠自己的拼搏在这里扎下根。而大哥和其他兄弟却觉得，二虎有钱了，成了大款，对兄弟们却冷了。而冷二虎则把心思完全放在祖传的“宣德炉”身上。爹死的时候，把“宣德炉”留给了大虎，并留下“不许丢，不许卖”的六字遗言。二虎要靠“宣德炉”度过生意上的难关，其他几个兄弟也想靠“宣德炉”发财，过几天好日子。因此，他们又对大哥的固执、保守表示不满。《八兄弟》的最大看点恰恰就在于多层面地表现了兄弟之情，盘根错节，相互纠缠，煞是好看！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由于所有的戏都围绕着八个兄弟展开，其中虽然也穿插了方方和二虎、美凤之间的恩恩怨怨，富婆对六虎的暧昧感情，张欣要摆脱她的吸毒丈夫，骗取七虎信任，暗中卷走了店里的一切，前厕所清洁工老罗对四虎和春喜的不满，以及八虎交的两个外国女朋友，但城市人群基本上没有介入他们的生活，他们自成一个封闭的系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都市里的村庄”，农民进城这样一个很有价值的社会性主题，也就丧失了发展和展开的机会。

几个演员的表演都很有特点，倪大宏扮演的冷大虎，周小斌扮演的冷二虎，王劲松扮演的冷三虎，还有刘莉莉扮演的美凤，朱媛媛扮演的方方，都在略显夸张中传达出一种感人的力量。这也是杨亚洲的一贯风格，貌似写实，骨子里却有一种浪漫情怀。实际上，如何书写进城的农民？一直是个难题。这个难题甚至在鲁迅写《阿Q正传》的时候就存在，这些年来，也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常见的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以城市人的优越感，写农民的愚昧甚至愚蠢，把他们写得很可笑，貌似生活化，其实有点伪精英意识，小品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再一种就是把城市描绘成罪恶的深渊，堕落的泥淖，而农民则是淳朴的、善良的，他们进城一定会受到城市文明的污染，最后只有回到田园诗般的乡下去，以为那里就是一片净土。这两种态度都是片面的、带有偏见的，也是不健康的。杨亚洲对二者采取了回避的策略，他用亲情、伦理笼罩着兄弟八人，避免了他们和城市的正面接触，从而绕开了这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他也表现农民的贫穷、落后、愚昧，但他放在兄弟情义之中表现，倒也不觉得有什么过分。比如他写到八兄弟对“宣德炉”的态度，对财富以及可能带来的好日子的渴望，就比较真诚和恳切。兄弟们刚到北京，对二虎寄托比较多的希望，到了二虎店里，都想沾一点好处，也在情理之中。来时在火车上丢了爹的骨灰，几个兄弟用烟灰来充数，大家围着骨灰盒猛劲儿吸烟，看上去很夸张，喜剧的味道很足，却并不让人反感。

杨亚洲的浪漫很多时候得益于他的善于渲染、烘托气氛，一首“小妹妹送情郎”，给《八兄弟》打造了一个很好的音乐形象，它在剧中多次出现，三虎、三虎媳妇、四虎的女儿和大虎、八虎和外国女友，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唱过这支小曲，每次都有其特殊的效果，也给全剧涂上一层忧伤、忧愤的情绪色彩，有一种催人泪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