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书店

解玺璋

在八十年代以前，北京的书店只有两家，一家新华书店，一家中国书店。新华书店是卖新书的，中国书店是卖旧书的。

新华书店最有名的在王府井，七十年代最后那几年，王府井新华书店就像是读书人的天堂。被封存十年之久的许多中外名著，都赶在那几年重新出版，这让读书人欣喜若狂。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封闭、压抑了那么久，一旦放开闸门，那种心情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当时我每月工资四百大毛，除了吃饭，大部分都用来买书了。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广场买书的长队，是当年北京的一景，相信很多人都有在那里排队买书的经历。我上班的那家工厂远在东郊，只有赶上夜班或中班，才有时间进城买书。每次望着前面看不到头的队伍，总是担心买不上。那时，书也便宜，一套《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定价四元三角，一套《基督山伯爵》，也是四卷本，只要四元钱。《资治通鉴》二十本，定价三十元，现在看来不多，当时却也花了我大约一个月的工资啊。有很多书，我们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身；有的虽然见过，但也是残缺不全的，不是没有开头，就是少了结尾；还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但那也买，反正都是名著。

那是新华书店最火的年代，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光。王府井大街南口的楼前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总有人手里提着成捆的书，匆匆而去，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后来，这里要建东方广场，书店就拆了，北京的市民都很留恋，相约来这里照相留念的人很多，都不希望书店搬走。其实书店并没有要搬走，新落成的书店只是向北移了几百米，楼是比从前漂亮多了，却少了从前的那种亲近感。

除了新华书店，在北京，买书的另一个去处，就是中国书店。早年间，北京的旧书肆很多，名气大的，都集中在“一厂二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中国藏书史上曾有“厂肆”一词，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这里所谓“厂”，即琉璃厂；二寺，即慈仁寺与隆福寺。慈仁寺在宣武门外，后来改叫报国寺，清初曾经兴旺过，现在是一点书的影子也不见了。隆福寺的书店，旧时多至三四十家，后来也只剩下一家了。1958年公私合营，与琉璃厂的旧书肆及市内其他旧书肆一起，合为中国书店，至今还在经营。前不久有朋友说，那里常能买到旧版戏曲方面的书，我还去过，可惜旧版图书已经不多，主要经营新书了。

我最初逛中国书店，是在1970年代，距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三十八过去，弹指一挥间”，想想时光的流逝，也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远没到“冷滩负手对残书”的年纪，所以对古旧书籍感到兴趣，完全是因为遇到了一个人，此人姓陆名骏，在我们厂，是尽人皆知的老夫子，也是我的师傅。他在工作之余喜欢给我们这些青年工人背诵古文和古诗词，引起我极大兴趣，也随着他背诵。但书却很难得，新华书店里没有我要买的书，他就带我逛中国书店，希望能从旧书里得到一点收获。我们常去隆福寺、灯市口、东单等几家门市部，也去琉璃厂中国书店的本部。跑熟了，没有师傅带着，我自己也去。买得比较多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旧版书，便宜而且实用。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都让我爱不释手。更有一套《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最初买了第一分册，以后又陆续买过几册，但至今不全，好像还缺第二分册吧。我喜欢这套书，有一段时间，天天抱着它又读又背，封面都被我翻烂了。我的古典文学启蒙就是从这些书开始的。当时，中国书店也摆了很多线装书，有些摆在书架上，有些就成堆地摊在条案上，或堆在地上，有点儿像现在超市的旧书摊儿，几角钱或一元钱，就买一本。我对线装书一无所知，什么版本、年代、印制、内容，都不懂，很多书名、作者名都是从来没听说的。但也好奇，就学着别人的样子在那里翻阅。后来也捡便宜的买过一些。我买得像点儿样的线装书，记得有一套《昭明文选》，一套《史记》，一套《古名家杂剧》，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南华经》，以及《论语》、《孟子》、《孙子十三篇》的注本等，还有一套《陈龙川文集》，总之是杂乱无章，完全没有目的，甚至连喜欢也还说不上呢，只是心里隐隐约约的有那么一点意思，觉得这些书也许有一天会和自己发生点关系。当然也因为它所费不多，我又单身一人，没有家室的拖累，买也就买了。记得这些书里，最贵的就是那套《昭明文选》，好像花了五元钱。

八十年代中后期，个体私营经济始被官方认可，风气渐开，也波及到图书零售这种所谓的特殊行业。1988年三味书屋开业，怕是破冰之举。书店是一座两层旧楼，不大，但很有味道。门前有几株洋槐，树荫遮住了市井的喧嚣，店里就有了几分清幽。当时这里还是很热闹的，门前也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后来西长安街向两侧扩展，绿地铺到了门口，周围的许多人家都因拆迁而搬走了，只有这家书店还在，显得十分的孤单。前不久，与两位朋友约会，就近选了书店的二楼喝茶，意外地碰到了书店的创办人李老师和刘老师。我们有十几年没见了，这次见面让我想起许多往事。那时我是书店的常客。在西边参加活动，看片开会之类，回家或回报社，这里都是必经之地。骑车到这里，一定要下车逛一圈，看有没有要买的新书。二位老师选书的眼光是第一流的，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在这里总是会有收获。那时还没有万圣、风入松、国林风或三联韬奋图书中心，更没有涵芬楼，有几年，这里是我买书的主要场所。我想要的书这里几乎都能找到。除了卖书，这里还经常举办与书有关的活动，记得包柏漪的新书在中国出版，首发式就是在这里举办的。那天来的人可是真不少啊，各界名流，楼上楼下挤得满满的，可谓盛况空前。后来这里渐渐就冷清下来，真也是一言难尽。前些天，听说书店举办了20周年纪念活动。一家小小的书店，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以孤岛式的坚守，生存于今天，我想是很不容易的。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民营书店渐渐地就多起来了。那时我在《北京晚报》主持“书香”专版。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帮助读者多发现和介绍一些有特点、有特色的书店，并通过他们向读者推荐更多的好书。而落实这个想法，在我，无非是骑车到处转。看上去很笨，但也很有效。因为，自行车就是我的代步工具，我每天出门，办事、上班、开会、采访，都要骑车去。这样，就有很多机会接近、了解那些尚不为人所知的书店。有一天傍晚的时候，我路过交道口，看到路东新开了一家书店，很小，只有一间门脸，连招牌还没有，就在门口立了一块牌子，上写“女子书店”。大概是1995年吧，世界妇女大会要在北京召开，我正在写《中国妇女向后转》一书，关于女性的出版物很不好找。于是，我把车支在门口，进到店里。大约二三十个平方，靠墙四周摆满了书架，架上多为女性作家的作品，文集、选集、诗歌、散文、长篇、短篇都有，也有一些研究女性问题的专著和资料。记得一套《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就是在这家店里买的。我在晚报对这家“女子书店”做了介绍，店主赵文阁和我成了很好的朋友。她是一个热情而富有理想的青年女性，真的是身在陋室，胸怀天下。她的理想就是把“女子书店”开到全国各地去。不久，女子书店就从交道口搬到了王府井大街北口考古研究所附近，营业面积也扩大了；以后又搬到首都剧场，已经改名为“戏剧书店”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赵文阁的理想没能变成现实。她离开书店的时候，清理积压的旧书，有一本《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她说：“你喜欢研究女性的历史，这本书就送给你吧。”

另有一家书店，老板也是女性，她就是万圣书苑的甘琦。最初，万圣是在清华大学西门附近的胡同里，只有一间门脸儿，后来拆了建大楼，书店只能搬家，就搬到现在的成府路上，不仅上了楼，营业面积也扩大了，还辟出很大一块做书吧，使读书的朋友有个歇脚、养神、谈心、清议的地方。在我心目中，万圣是唯一坚定不移地守持学术理念的书店。这要感谢前后两位当家人，前有甘琦，后有刘苏里，他们对于书的认识，以及选书的眼光，都是我十分钦佩的。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开办的时间略晚于万圣，但规模都比万圣大很多，服务对象主要也是周边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师、学者、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学生。从经营的角度说，由于规模大，要兼顾的东西就多，也就不像万圣那样纯粹，学术图书之外也要兼营大众读物，畅销图书。后来则发展为第三极这样的全品种书店。

我一直以为，书店在公众阅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经销什么书？推荐什么书？不仅需要眼光，也需要理想和信念。谁都知道买畅销书赚钱，但如果只有畅销书，我们的阅读就会出现偏差。精神的提升、信仰的坚守、文化的传承，都会成为问题。于是，我就想到要在《北京晚报》的“书香”版开办一个栏目，向读者介绍近期有价值的、可以一读的好书。我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甘琦和风入松书店王玮教授的响应和支持。我们共同办起一个“推荐书目排行榜”，每一期两家书店的推荐书目，都是甘琦和王玮亲自选定的。榜单一出，就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前没有这样的榜单，后来也没有这样的榜单，今后会不会有？我不敢断言，但我希望能有书店出头做这件事。我们总是说，很多好书找不到它的读者，而很多读者又找不到所需的图书。我们做的这个榜单，恰恰起到了中介和桥梁的作用，它给那些躲在深闺人未识的书找到了知音，也为四顾茫然不知到哪儿去找自己所需图书的读者指明了路径。当时有很多读者都把这个榜单剪下来，拿在手里，按图索骥。我觉得，这是有良知的书店应办的善事，也是大众媒体读书版不能推卸的责任。

民营书店在1995年以后有一个短暂的发烧期，它以万圣书苑进入北京音乐厅，风入松书店进军王府井为标志。当时，大家的脑子都很热，赵文阁要办女子书店连锁店大约也在这个时候。但是，这种热情并没有持续太久，就被现实的冷水浇灭了。高房租，低销售，使得风入松的王府井店入不敷出，王玮只有选择撤出。实际上，这里也暴露了书店在经营策略方面的问题。王府井是北京首屈一指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很大，而且，客流的成分很复杂，并非清一色的读书人。所以，它需要的是全品种的综合书店，而不是相对单一的以学术相号召的特色书店。在这种情况下，风入松退出王府井是早晚的事，它只能把这块风水宝地让给重新开张的王府井新华书店。2000年后，万圣也因合同到期，离开了惨淡经营的北京音乐厅店而退守海淀。赵文阁也早已放弃她的理想，转行向别处发展了。

北京的新华书店在2000年以后得到较快发展，仰仗于三家航母式书店的崛起，这就是西单的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新华书店和中关村新华书店。据说，北京图书大厦的营业额在全国排名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不过，就我个人而言，进了这样的书店，总是找不到我要买的书。人仿佛掉进了大海里，无论你怎么游，都找不到目标。所以，我买书一般是不去这些书店的。我更愿意去三联或涵芬楼，一是方便，离我工作的单位很近；再一个，觉得亲切，有认同感。在这里我不必担心碰到很多让我心烦的书，不是没有，是很少，不像图书大厦，一进门，扑面而来的气息，能让你窒息。最近这几年，我的大部分书都是在三联或涵芬楼买到的。每次去首都剧场看戏，我都提前过去，就为了先逛一逛涵芬楼，买几本新书。而三联书店也因为经常举办活动，有机会频频光顾。

不过，我还是爱逛有特色的小书店。店面不大，书也不多，可以一本一本地翻看。不像大书店，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反而少了些淘书的趣味。北京有很多小书店，散落在大街小巷，但有特色的大约很少，多数都被同质化了，看上去味同嚼蜡。然而，在当今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坚持办有特色的、不跟风尚的书店也很难，经济上的压力会很大。早先在首都剧场南侧有一书店，店名知味，老板姓崔，是个很懂书的老板，在这里经常能买到很有趣味和品味的书。后来剧场扩建停车场，就把南侧的一排平房拆了，书店无奈中只好搬家。这一搬就搬到了和平里北口影协旁边。前几天我从那里路过，看到又拆了，不知是重新装修，还是又搬走了。

小而不肯流俗的书店现在是越来越难办了。我住望京，要买书，只能进城，或者上海淀，都不近。有一次和止庵、刘苏里聊起来，刘苏里说：“如果望京有50个像你们俩这样爱买书的人，我就在望京开一家万圣分店。”我没有做过调查，不知道望京藏有多少我们的同类，苏里兄的书店至今也还没有开张。不过，我倒是希望望京能有一家这样的书店，一个拥有30万人口的新型社区，50个爱买书的人总还是有的吧。有时我也突发奇想，不成，等退休了，我自己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