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与天道
——评话剧《白鹿原》
解玺璋
人类在回顾20世纪的时候,心情总是十分的复杂,有许多东西纠缠在一起,一时也很难梳理得清楚。《白鹿原》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从小说到戏剧舞台,这种历史的模糊性被成功地保存下来。林兆华用泥土在舞台上堆积起一座“古原”,它裸露着的逼真的纹理,经历了亿万斯年的风风雨雨,在我眼中,恰好象征着一种历史呈现方式。它将历史具体化、形象化了。它为《白鹿原》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外部造型。灯光渐亮,当身着西北农民服装的老腔演员,以粗砺、悲怆、豪迈的声腔,响彻首都剧场阔大空间的时候,泥土塑造的《白鹿原》终于得其魂而在舞台上生动起来。
白、鹿两家是《白鹿原》的基本线索,故事主要发生在两家之间,并围绕两家的恩恩怨怨交叉展开。但《白鹿原》绝非白、鹿两家的恩仇记。白嘉轩与鹿子霖的较量,涵盖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有人说,白嘉轩是儒、道文化的承担者,这话有道理,也没道理。在白嘉轩身上,的确有非常鲜明的儒、道文化的色彩,他也口口声声要坚守传统文化理想,但他首先不是哪一文化的代表,而是一个人,一个黄土高原上的真实的存在,文化只是活在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如果白嘉轩是儒、道文化的代表,那么,鹿子霖又如何处置呢?其实,朱先生更像一个符号化的人物,鹿子霖也只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已。《白鹿原》不是要表现文化的冲突,虽然它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一再流露出对传统文化衰落的惋惜之情,但更加重要的是,它还表现了历史的无可奈何。
历史是《白鹿原》的真正主角。它像影子一样附丽于剧中每个人物身上,使我们这些观众注视他们的时候总能感觉到一种历史的苍凉。至少是在白嘉轩、鹿子霖、小娥、黑娃、白灵、鹿兆鹏、鹿兆海、白孝文、鹿三这样一些人物身上,我们是可以触摸到他的历史质感的。它是感性的,也是理性的;它充满了偶然性,有顽强地表现出必然性;它是人道与天道的合一。这是《白鹿原》的复杂性,也是它的丰富性,任何一种试图将它具像化的努力,都可能承担简单化的后果。戏剧有这个问题,影视剧同样会有这个问题。从舞台上看,每个人物由于他的承载者是一个具体的表演者,这个人物的指向性很容易被定于一端,这也是人们很容易就能判定一个人物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的原因。我于是想起了“混沌”的故事,日凿一窍,七日而死。如果说哪个人物在从小说到戏剧的改编过程中死了或已经奄奄一息了的话,那么就说明,改编有时就像那个“日凿一窍”的人,他使得混沌有了人形,却失去了更为重要的魂魄。好在《白鹿原》的历史丰富性和复杂性不仅表现在每个人物身上,还表现在整体的叙事中,表现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所以,改编者才能通过老腔的演唱,通过逼真的舞台造型,通过完整地复述小说的故事情节,“创造出一种情境(氛围)”,从而尽其可能将灵魂重新安置到人物身上。正是这种整体氛围的创造在一定意义上挽救了话剧《白鹿原》和它的人物。
老腔的发现和使用,是话剧《白鹿原》的神来之笔。可惜,大导没能将其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完整地复述小说的故事情节,或者有利于营造一种历史氛围,却也容易使戏剧变得臃肿,从而丧失自由发挥的空间。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是《白鹿原》最值得总结和反思之处。简而言之,这也是如何处理虚实关系的问题。现在呈现于舞台的,看起来是实则有余而虚则不足。演员在台上如走马灯一般,演绎白、鹿两家的故事,反而将故事中的魂和神淹没在叙述中了。小说与戏剧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前者靠语言自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就可以找到理想的承载历史想象的实体;而后者,要找到这种实体却复杂得多也艰难得多,可能还需要不断地有人为探索这样一条道路而做出牺牲。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对生命的礼赞,也是生命的悲情。就像老腔中唱的:“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男人下了田,女人做了饭,男人下了种,女人生了产,娃娃一片片,都在原上转。”这就是《白鹿原》,它不是一个明确的结论和目标,而是像古原一样,裸露出它的逼真的纹理,把那一片混沌呈现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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