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这种自我声张的“造星”冲动，又为什么会在近年集中出现？同时还得到不少社会阶层的默许和认同呢？

杜骏飞：

 

在上世纪80年代，无论什么明星，大都是由权力部门、资源部门打造的，粉丝似乎只有“追”的份；但是现在，草根也可以作为主体参与造星了。这样的现象来自一个广义的社会文化的冲击。隐藏在背后的，我想应该是更广大的大众对那种已经日渐守旧、假模假式的文化规则和文艺现象的否定和无声反抗。

 

说得清楚一点，也许很多民众并没有从文化高度来认识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但至少有一点他们是清醒的：那就是他们现在所坚持的、所追捧的是草根文化，其对手正是不入大众之眼的庙堂文化。我们的文艺界这二三十年，庙堂文化已经形成了绝对主流，这套仪式化、符号化、规范化的文化，不知不觉中已经和民众产生了很大的距离。在这种形势下，必然会激起某种集体意识的反弹。

 

简而言之：人们会用自娱自乐来消解那些他们不喜欢的娱乐所带来的压迫。

 

我可以举相声和小品为例。10多年前姜昆的《虎口脱险》和陈佩斯《烤羊肉串》，极为
贴近生活，当年所实际受到的拥戴不亚于今天的郭德纲。但时至今日，这种平易朴素的艺术作品在庙堂文化中还能看到多少？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充斥在文艺中的高头讲章，相声如此，小品如此，演唱如此，甚至戏曲也如此。仪式化、符号化、规范化的庙堂文化，其最终结果就是：背对着受众，文艺渐行渐远。

 

在这个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春晚。当试图给全国民众带来民俗与欢乐的春晚也成为庙堂时，必然会激起某种反动，这种反动未必只存在于春晚的收视率的持续走低上，更可以反映在一系列的文艺事件中，比如超女、郭德刚、“馒头血案”。

 

因此，郭德刚绝不仅仅是一个郭德刚，它代表一种反抗的力量，郭德刚的粉丝也绝不仅仅是一根根“钢丝”，它代表着对这种反抗的集体认同。

 

在形形色色的粉丝现象面前，或许，我们应该反思“主旋律”一统天下的文艺策略的代价了。主旋律的另一个名字是主流化；而主流化的文化学结果是可以预见的，庄重掩盖了仪式的空洞，典范带来了创新的贫乏，在创作家的困顿和受众的消沉之中，文艺的本身已经异化。人们都隐约感到，破旧立新，是时候了。这就是粉丝现象集中出现后，其背后的草根气质得到社会文化认同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