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除了粉丝自身的变化外，“粉丝” 能够实现这种自我声张，是否也与社会和媒体的推波助澜有关？

 

杜骏飞：

 

如果从经济学所谓的“不可控制因素”来说，当然，也是因为民意窗口的开启、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才成全了这种粉丝对自我和群体的自我声张。我们注意到。当下中国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对这种自我声张不仅是默认的，甚至是推波助澜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改变了文化史的可能的进程。更宏观一点说，当世界进入今天这个后现代时代，其所强调的文化精神是分散的、不确定的和边缘化的。在这样的时代，不同导向的、不同形态的各种文化的出现，以及有各自认同的文化社群的出现，都是极其自然的景观。

 

具体的说，我们还要谈到媒介条件的成熟问题。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下，媒介成为了当下草根文化崛起的关键推动力。20年前，媒体不会对这类粉丝现象有强烈的认同，更谈不上推波助澜，那时，粉丝只是娱乐新闻报道的配角和背景资料。但今天这个时代的媒体的高度发达成就了这一切：

 

首先，强势媒体电视（尤其是强调受众互动交流理念的电视）运作公共活动的专业能力空前强大了；

 

其次，网络传播和电信传播（例如短信）的异军突起——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先进的媒体对自我声张的认同和推波助澜，粉丝是很难发出响亮的声音的；

 

再次，媒体从业者，包括信息采集者、发布者、把关人都处在明显的中产化时期，政治的后卫性（研究表明，这种后卫性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是以精神的隐藏、压抑和留滞为代价的）与消费（包括文化消费）的前卫性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导致他们也在追逐某种现实的话语突破。这样，媒体的力量、媒体人的特质和媒体间的强烈竞争，都导致了粉丝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受到了来自舆论的潜滋暗涨的承认和激励。

 

总而言之，内外因素的多重作用，导致了今天的粉丝和从前的拥趸有了很大区别——他们作为一个社群正在日渐崛起，而且日益主动参与着当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与此同时，也导致了粉丝作为一种文化信号正在被整个社会逐步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