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他的时候，我二十岁，在艺术学院读本科，上课时喜欢坐第三排——这个位置，好听的课程不妨碍听课，无趣的课程不妨碍走神。

他那年也就四十岁出头，第一次见面，站在讲台上，说“我姓李”。我抬头，看见一个很儒雅的老师，声音也好听，笑起来的样子很温和。送他进来的系主任介绍道“李老师曾经在电视台做过十年文艺部主任，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云云，我歪着脑袋看看，只觉得这个老师年轻时一定特别帅。

他给我们讲传播学。

2001年9月12日早晨，我叼着煎饼果子在教室里等上课。八点半的时候他走进教室，开投影仪，往电脑光驱里塞了张光盘。我这里最后一口煎饼果子还没咽下去，就听见一阵快节奏的音乐声响起，全班不约而同往投影幕布看，刚开始甚至都没明白自己究竟在看什么：一栋楼、一架飞机、一团火光……直到看见字幕写着“今天美国发生一起全国性的灾难，两架飞机与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相撞……”屏幕一角，有个凤凰卫视的标志。

他站在讲台上，伴随视频中的背景音乐，告诉我们：昨天晚上，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9月11日上午，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向美国世贸中心，两座摩天大楼顷刻坍塌，金融中心变成人间地狱。

我们都惊呆了。几秒钟后，教室里瞬间响起欢呼声——是的，今时今日，我们都已知道当时的自己是多么狭隘、自私、缺乏人道主义关怀……但，如果你当时已长大，或许会记得，就在“911”事件前不久，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三位新华社记者罹难。为此，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大学生上街游行抗议，部分美国餐馆甚至受到冲击。

他应当是记得那时学生们的义愤填膺，所以他并没有批评我们显然有些残忍也有些不合时宜的欢呼。他只是先冷静地告诉我们，因为国内主流媒体信息尚不丰富，他是连夜从凤凰卫视下载直播视频、剪辑、刻录，以便第一时间呈现给我们事件全貌……那天，他用这样的方式，首先告诉我们“传播”的意义：不是法官、不是上帝，而是借助一种媒介，将尽量客观、全面的信息传送，使其抵达。

然后，他才用后半段鲜血淋漓的人物采访、一线报道，展现给我们一个尘烟滚滚中，惨绝人寰的纽约——教室里的欢呼声渐渐沉寂下来，渐渐，有女生开始不忍地别开目光。

从头到尾，他一句批评都没有。但很多年后，我们都记得，他是怎样通过对信息的重组与表达，唤醒一群热血青年藏于激愤背后的理性、宽容、自省。

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为了给我们做那份视频，他忙到凌晨两点。

2002年春天，我和搭档一起去参加市广播电台的诗朗诵比赛，选了个特别经典的篇目，《四月的纪念》。

知道他在电台工作过，我和搭档求助到他那里，问他：老师，您能给我们指导一下吗？

他应了，让我们晚上去他家。结果，谁也没想到，那晚，他给我们一个词一个词地掐，辅导到十一点，没完，又去了楼上的工作室，亲自给我俩剪辑了一段诗朗诵配乐，再合几遍演练。中间为了培养我们的乐感，他还亲自拉了一段小提琴。等到最后刻录好CD递给我们，我感激地抬头，看墙上的时钟又指到了凌晨一点钟。

其实，那时候，我们跟刚回到高校的他能有多熟呢？不过是偶然相逢的师生缘分，哪怕他只是利用课间给我们指导二十分钟，我们已经觉得心满意足。

他这样掏心掏肺地对我们好，让我们觉得那一连声的“谢谢”都太过单薄。

我们是他从电视台转行回高校后教授的第一批本科生。那是十四年前，他已经开始手把手教我们这群非设计类学生使用Photoshop、ImageReady等应用软件。小小机房里人手一台电脑，一群菜鸟们同一个操作问题能问二十遍，他会好脾气地回答二十遍。期末考试，每人设计一个网页，里面要有小动画和P过的图，我们一群人从下午一点多进机房，一直考到晚上十点才恋恋不舍爬出来——他就那么陪着我们，从正午到深夜。末了，判成绩，他赞赏所有不按常理出牌的再创造，于是我们班这门课的成绩就出现了107分、114分、118分……

我就是那个107分——不算太复杂的网页里，有幅喜气洋洋的结婚照，我画了一个戴宝蓝色围巾的小男孩和一个戴绛红色围巾的小女孩，围巾是渐变色的，在音乐背景下一晃一晃地动。他看见了，慈爱地笑，说：你这小脑瓜还挺浪漫的！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没敢告诉他，其实我只是觉得这样构图比较对称而已。

又过一年，我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他不是我导师，却也担着那一级艺术学研究生的基础课。我很喜欢上他的课，因为除了资料堆里的深入浅出，还有许多来自媒体圈的第一手信息——他的职业背景，让他的视野能够跳出象牙塔的理想化审美。

只是，他的课真心很累——彼时身高165的我体重大约在51公斤左右，摄像课大家轮着扛机器，我还记得机型是索尼250，死沉。那时，只要机器到了我肩膀上，他就会在我身后大笑：“快，你们谁从后头接着点，太瘦了，别把我们的机器摔了，很贵的！”

我装模作样拍一圈，再哆嗦着胳膊放下机器，悲愤地看他一眼。他好心地塞给我一个灯：“看这镜头晃得……不然你做灯光师吧！”

我拎了拎——噗，也很沉啊！

但是好玩的课程不怕累，我就这么屁颠屁颠地拎着灯跟在大家身后满校园地跑，实地模拟韩剧用光。后来他看不过去我这种废物架势，决定给我加个任务：演女一号。

我是史上最像一棵树的女一号——“站在那里，别动，哎大家看见了吗，这个角度的人，她的棱角和脸上的光线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衣服色彩很重要，你看她裙子的颜色和上衣颜色效果就反差很大，那谁，上反光板，对，侧一点，笑一笑……”

现在想来这应该就是“自嗨”——我在镜头里演回头一笑百媚生，媚没看见，身后那群人快笑疯了。

期末考试，又要剪片子。我的非线编技术很烂，前半截剪得乱七八糟，后半截基本都是闺蜜周阿宝帮我收拾战场——周阿宝是他那年收录的唯一研究生，也是我对床的姐妹，全程无怨言放我去跟彼时还只是准男友的阿呆哥约会。他什么都知道，但只是笑，不会揭穿我。他知道我和周阿宝好得跟一个脑袋一样，于是有时候他们师门聚餐，还会嘱咐周阿宝带上我。

他、我、周阿宝，我们三个人是同乡，偶尔周围没有别人的时候，我们会用乡音聊聊那片大海、黄昏的沙滩、捉螃蟹的小孩子……那时候，不是师生，而是漂泊异地的人们，一起谈谈乡愁。

毕业了，机缘巧合，因为工作关系我反倒常和他的夫人见面——他夫人是省内著名声乐教授，常受邀出席一些大型会议。那年盛会，我是驻会工作人员，挺着六个月的肚子在会场门口遇见师母，师母惊喜地看着我的肚子，一边寒暄一边告诉我她现在是我的读者了，我的每本书她都读过，还给周围的人推荐。会议结束，我翻看摄影师拍回来的现场图片，指着照片里最漂亮优雅的那位，在办公室里显摆：“看，这是我师母！”

我们是彼此的骄傲。

2016年，我要出版新书了，是本随笔集。里面有篇文章写到了他、他们的故事——当我还是一个怯懦、自卑、小气的女孩子时，我的恩师们，曾经用怎样或严厉或温和的方式，引导我、我们，变得越来越好。

我想，这本书出版后，我一定要去给他和师母送一本！

可是，春暖花开，新书插图正在紧锣密鼓地绘制，那个清早，突然好友就打来电话，接通第一句：你知道吗，李老师不在了！

我瞬间懵了。

我反复问了两遍：“你说什么？谁？怎么可能！”

是啊，怎么可能呢——前几天还通过电话，他问我电视台有个项目敢不敢接，我说让制片人跟我联系吧，然后又问老师您身体还好吧，他特别爽朗地答没有问题，体检一直很好。我说您不要那么累了、不要再熬夜了，他说不累不累，只要忙起来就很精神……

所以，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后悔自己的拖稿——如果新书在2015年底如期出版，他一定还来得及看完。

那天，我的朋友圈被成片的蜡烛刷屏。

与我同宿舍的四姐回忆说：曾经，如果不是李老师教了我们很多剪辑技能，后来出国留学，我也不会选择多媒体制作方向。

我点头，是，曾经若不是他教我那么多与电影电视有关的知识、技能，后来我不会有勇气参与相关节目的编剧策划工作；他教我的PS，贯穿我在机关工作时长达六年的网管生涯；他教我的那些立场、态度，我后来在“新闻写作”课上悉数传递给我的学生；他带我们打过的拍子、听过的曲子，后来让许多人有了听古典乐的习惯……

许多改变，其实都在不经意间。

所以，第二天的课堂上，我告诉我的学生：第一，请尊重每一门课程，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哪门功课，不知道哪个环节，就有可能在毕业后改变你的命运，为你平添许多契机；第二，请尊重时间，因为你拖延的，可能不仅是一段时光，还有一些再也无法挽回的遗憾，比如，我再没有机会，让他看见那些我终于有机会梳理出来的郑重感谢。

这样说着的时候，我忍不住在课堂上落了泪。前排的女生递给我一张纸巾。课后我刷微博，有学生艾特我，说：老师，别哭。

老怀大慰——我知道，这其实就是他“越忙越精神”的理由，因为孩子们的爱，也因为站在这个讲台上的人，各凭良心。

就在这篇文章快要写完的时候，周阿宝从微信上给我传来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已经褪色的结婚请柬，是十年前阿呆哥的亲笔手书。

周阿宝说：我正在整理李老师的办公桌，看到了这个。

我看着手机屏幕，再次落下泪来。

未来路长，我们不会怠慢。

锦程老师，请安息。

——2016年3月12日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介绍】

     叶萱，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纸婚》、《红领：玻璃城》及亲子随笔集《愿你被这世界温柔相待》等，随笔集新作将于2016年夏季上市，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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