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是这个名字眼熟，当然也的确是借用：2007上海夏季特奥会主题歌，便是叫作《你行我也行》。

我是今晚才看到中央一台的精选版，有很久没有看着电视掉眼泪了，可是在看到两个智障儿童怕过人山人海的桥奔向重点的过程中，眼泪一直在往下掉。

在我们周围，我们的城市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或许你也见过他们吧。

 

突然记起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读书的学校太远，每天要坐2路公交车，那时候车上总是有一个智障孩子，穿着草绿色军装，挎一个小包，坐在公交车最后一排座位上，看着窗外。高兴的时候他会冲窗外不知名的人与物大声呼喊，永远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但却知道他很开心。

常常有人投以好奇的目光，偶尔也有嫌弃。可是好心的公交司机一直允许他坐在车上，那时候还不普及“智障”这个词，但软心眼的老奶奶总是唏嘘着说：“那孩子，傻的。”

其实他和我们一样，是个孩子。

他的身高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化，两年过去，身高，或者智力，都停留在远处，直到我转乘别的线路，他依然坐在2路公交车末尾的座位上看窗外。

我一直都记得他伸出手在车窗外挥舞的样子，那时候在我眼睛里，他是个令我害怕的傻子。

我自小就是胆小的孩子，不敢放鞭炮、不敢看热闹，我始终和他保持距离，宁愿站在车厢前半部，只因为想要避开那些我臆想中的伤害。

我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他终究是我稚嫩年龄里的一个过客，音容笑貌未曾完全忘记，却终归只是模糊的一道影。

 

第一次接触智障人士，是16岁。

那年我在学校文学社做社长，也是偶然间得知我们学校初中部的一群学生每周到一个智障儿家里学雷锋，其实他们做的事，在今天看来，就属于社区义工。

只是觉得有一种“新闻责任者”的使命，我和副社长就骑上自行车去了他家。

很巧，他家距我家不过200米距离。

在他家，我第一次看见脑瘫儿童的世界：学习写字、学习自己吃饭、学习叫妈妈。他那年13岁，可是看起来，无论身高体态还是样貌，都好像7岁的孩子。而智力，甚至连7岁都不到。

他叫牟村，我们都称呼他乳名“辉辉”。

他的母亲孔德娟在生他时难产，他的先天脑瘫被确定后，这对苦命的母子被抛弃了——那男人本来只是不想要这个孩子，可是母亲为了自己的儿子，毅然选择离婚。

之后不久，她下岗了。

她做过很多职业，带儿子走过很多医院，过着拮据而坚强的生活。那天我看见她、看见她的儿子，很想哭。

可是，还是坚持写完稿子，几天后，也就是1996年12月底，那篇文章以整版篇幅刊登在《烟台晚报》及《烟台日报》上，转年，获《烟台晚报》通讯二等奖。

那是我的处女作，是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

至今，那张渐渐微黄的晚报，我依然细心保存。

不是为了荣誉，只是因为那是第一次，长久以来都有自卑情结的我居然发现我的文字可以为别人带来幸福。

因为那篇报道所引起的社会反响远在我意料之外：社区给母子俩一个工作机会，他们的经济条件渐渐转好，后来孔德娟当选“感动烟台十大人物”提名……

而我，辞去文学社社长职务、专心高考心无旁骛……或许，他们早已不记得我了。

现在，或许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都知道“孔德娟”这个名字，知道“辉辉”这个孩子，却一定不知道当年那两个写《辉辉和他的母亲》的女孩子都已经离开这个城市，在远方生活。

我和副社长，我们一直都记得他们。在我们记忆的河流之底，我们知道，这些人与事，是永远闪亮的那一种，永远不会被忘记。

 

其实，我是要感谢辉辉和他的母亲的。

如果不是他们，我不会发现文字的力量，不会坚持写下去；如果不是他们，我不会发现生命本无差别，不会学会用包容的目光看世界；如果不是他们，我不会在如此近的距离里接触一个不幸的英雄——辉辉所能做的一切，在他歪歪扭扭写下“妈妈我爱你”的瞬间，膨胀成灿烂礼花。

连带着，从那以后，我的字典里只有“残疾”而永远不会有“残废”这个词。

 

你行，我也行。

是的，他们用世界上最单纯的笑容告诉我们：假使生命尚未终止，一切奇迹便都有可能发生。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活着，就永远都不可以放弃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