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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04 16: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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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染艾，需全社会共筑“防火墙”
青岛大学医学院 张北川
《健康报》2017年12月1日第5版
据统计，我国仅2015年一年，就报告了3000多位在校青少年学生确认艾滋阳性（未成年的中学生约占1/8），其中大多数是喜欢同性的男生（男同）。估计连同前两年和2016年报告的在校学生染艾者，其总数已近万人或更多。
大中学校男同学生染艾的严峻形势，是个让人心痛的沉甸甸话题。我不同意某些专家把大学生染艾仅仅归为“性观念开放、随意”的说法，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轻率，也显得有些冷漠。亚当·斯密在其名著《道德情操论》开篇就论及了“同情”，认为它与“慈悲”几乎是同义词。苏格兰哲学家休谟认为，“广泛的同情是道德感的基础”。对于医学来说，同情和关爱尤显重要。
无论性向如何，这些染艾青少年很大程度上都还是孩子，他们也是疾病的受害人，板子不应当打在他们身上。
更大的自由可能带来更大快乐，但也伴随着更大风险
许多人常常大惑不解：“男同学生往往有知识，知道用安全套可以预防艾滋，可为什么知识与行为分离？”我认为，青少年男同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染艾，至少涉及三类原因。
第一类原因是社交软件缩短了艾滋病毒（HIV）的人际传播距离。随着社会变迁，民众对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容忍度大幅提升，移动互联技术的普及和多种社交工具的出现等，“缩短”了男同社区内的人际距离，包括艾滋病毒传播的人际距离。
不可否认，男同社交软件为大量生活在歧视性环境中的男同获得心理支持、科学信息和人际社交等提供了巨大帮助。但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技术也缩短了距离”。它在缩短一般男同人际交往距离的同时，也缩短了一般高危性行为、性交易、性侵未成年人等行为的人际距离，进而缩短了HIV的人际传播距离。
第二类原因与年龄有关，青少年在社区内的交往中缺少自我保护能力。大学与中学生活和学习环境显著不同，青少年容易受社群亚文化的影响（如青少年对父母一辈主流文化的反叛和批判等），加上性生理的成熟，使得青少年男同突破以往的自我，开始寻求圈子内的交往。
但由于面向大众与性小众的性科学教育严重缺乏，我们的青少年男同通常不知道关键信息，在社区内的交往中缺少足以保护自己的协商权力和能力等。他们不知道自己接触的人可能就是携带艾滋病毒的人（很多人并不自知），病毒近在咫尺；他们不知道男同江湖风波险恶，不仅有坑蒙拐骗的坏人，还有许多人恶意传播疾病；他们可能知道药物能够一定程度上控制艾滋病毒“繁殖”，却不知道还有耐药的艾滋病毒在男同中流行；他们不知道现今男同社区毒品泛滥，不知道“性+毒品”会加速艾滋传播……
青少年男同有太多太多的不知道！没有人及时向他们预警：更大的自由可能带来更大快乐，但也伴随着更大风险。
还是去年的一次会议上，国家艾滋病防治中心一个专家私下告诉我，某大城市有艾滋阳性男同拦劫放学回家的小学高年级男生，通过诱惑和协迫方法强奸多人，并导致了几个孩子被感染，罪犯才被抓获。
前几天我在北京开会，某省的女专家坐到了我身边说，在她那个省，就发现了有十三四岁的男孩使用男同社交软件，被艾滋阳性的成年男同故意性传播艾滋。
此外，青少年学生对持有安全套常常心存顾忌。在我国传统文化里，携带和保存安全套，通常会被看成是“性乱”，甚至被当成是“流氓”。而在“反性主义”文化环境中，要引导青少年男同“勇敢”防艾，是有一定困难的。
第三类原因是男同社区文化的影响，如普遍的多性伴生活方式。应当指出，男同染艾概率高这是客观事实，但绝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是，社会歧视破坏了男同与男同之间建立固定的伴侣关系。同时，由于个性、性格、性行为习惯的不同，以及存在的侥幸心理等，使得男同在社区内某些避免疾病传播的性行为常被拒绝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男同染艾的风险。
在文化多元的时代全面筑起抗击艾滋的“防火墙”
在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我们该如何尊重那些同样肩负着未来希望的少数孩子的生命呢？我认为，应该从“根”上进行反歧视教育，不仅仅是针对学生，对家长和社会的教育更应加强。面对青少年男同艾滋病高发的严峻挑战，我们的宣传机构、教育机构及卫生机构应该承担起教育的责任，进行性科学知识的“扫盲”和补课。
还是在1997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在我国第一次“艾滋病干预研讨会”致开幕词时明确指出，防控艾滋的方法并不复杂，但由于“政治、文化及风俗习惯的因素”，防治工作面临诸多阻力。我们现今面对的仍然是这些阻力。10余年前，我讲过我国性文化的特点是，“把无知当做纯洁，把愚昧当做高尚，把偏见当做德行”。十几年过去，我国性文明领域前行的步子很小。怎么办？
一是加大宣传。调查发现，青年学生对艾滋和性向的知识，主要来自媒体（包括新媒体）。宣传是防艾的第一道“防火墙”，也是政府部门的第一责任，宣传机构有责任向大众普及相关科学知识和道理。以艾滋防治公益广告为例，可以从两方面增强其效果和影响力：其一，形成播放的长效机制。目前各种媒体均市场化运作，公益广告免费播放，媒体基本没有经费支持和利润，因此主动播放的意愿都不强烈，只能靠卫生部门和宣传部门不断协调，形成播放的长效机制。其二，加大这类公益广告播放的力度。电视台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在晚上7:00~10:00之间这个黄金时段基本都是播放挣钱的电视节目和商业广告，公益性广告常出现这个时间段之外的时间。基于此，需要决策者意识到艾滋对民众健康的长期危害和对社会的潜在威胁，用更多同情心和积极决策改变这类公益广告的播放时间，提高其收视率。
二是强化教育机构的责任。对学生而言，教育机构是最重要的责任方。我国的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教育，都缺乏关于爱的教育，缺乏尊重人性和敬畏生命的教育。2005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了《初中生性健康教育》，2010年以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了一套用于小学不同年级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这些读本都明确宣传反对歧视同性恋。然而，今年3月，这些小学生性教育教材因争议被迫回收，科学之矛在社会文化石墙前铩羽而归。
大学生秦浩今年在《健康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他对男同学生染艾原因的认识。他指出，男同学生防艾不力的一大症结是教育存在问题。不能再让青少年只是通过摸索、实践去“自学成才”。国内科研表明，学校只要认识到位，就可以通过适当工作，使大多数一般学生和男同学生科学、客观地认识艾滋和性小众，并促成自愿咨询检测和预防疾病的行为。在遏制学生艾滋流行方面，教育机构尤其不应推诿，而且可以大有作为。
三是加强卫生机构与多部门合作等。由于无知和歧视，现在我国仍有许多地方把艾滋防治视为“雷区”，消极回避，甚至加以抵制，认为谈艾滋会影响当地经济发展和形象。对于性小众的积极包容，依然坚冰难破。持续存在的巨大偏见和歧视，使卫生机构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治措施。
然而，医疗卫生界有责任去做些切实的工作，例如，告诉青少年学生他们需要知道的防病信息，根据“多部门参与”的大原则，怎样细化权责，鼓励和支持多部门，特别是宣教机构切实承担和落实健康宣教的责任。同时，卫生部门需和教育机构加强合作，采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法，制定符合实际的具体干预形式和内容，以增强传播的效果。唯有全面、深刻理解男同学生的染艾原因，切实推进多部门参与和反歧视，才可能遏制艾滋在青少年学生中的流行。
有人说过，照亮夜空需要无数闪亮的星。做好防艾工作，既要落实政府责任，也需要千百万满怀爱心的志愿者的参与奉献。只要全社会共同编织爱心之网，全面筑起抗击艾滋的“防火墙”，就能遏制艾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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