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群致中学时代母校学弟学妹
(2017-06-27 16: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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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男同艾滋艾滋感染者同性恋张北川 |
在发达国家,自知艾滋阳性者在未告知前提下,不加防护地与异性或同性发生性行为,都会被法律严惩;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无论未成年人是否“自愿”),也都是重罪;至于艾滋阳性的成年人以传播病毒为目的,性侵未成年人,更是罪上加罪。非常遗憾,作为距“法治天下”还相当遥远的我国,法制仍极不完善。要改变现状,除促进法制进步外,很重要的是通过推进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性教育,积极预防伤害。然而,性教育是“泊来品”,在卫道主义者和大量“×粉”眼中,是“西化”。可现实就在眼前,怎么办?施教的人们应当先受教育,接受有现代意识的青少年们的教育。
我是阿群。你们的学校是我的母校,几年前我从那里毕业。从张北川教授那里知道了你们所做的努力,很令我鼓舞。同时,能有机会给你们和阔别已久的母校写封信,谈谈我对母校的回忆,对艾滋、性等一些问题的看法,我很开心。
在我的回忆里,母校有种隐隐的压抑。中学的我常常在不断刷题中度过,与同学们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很少。当时一门心思刷分,希望能冲击名校。现在想,那时的我们很少体味生活,没有多读些课外书,算是一种遗憾。我现在偶尔还和中学同学联系,回想起来,大家都有类似体会。所以,看到你们能够在课余组织对自己和周围同学都很有益处的活动,我很开心。
我上大学后了解了些关于艾滋的知识。记得去年,我们学校向全校同学做了一期有关艾滋的公益讲座,邀请我校某位山东同学的母亲演讲。那位阿姨在济南市艾滋防治机构工作。她讲,相关机构的数据表明,目前大学生已经成为青年中的艾滋高发人群。同时,前段时间在网络社区知乎上有个问题《如何看待“浙江宁波30多例在校学生感染艾滋,多为男男传播”?》的讨论,结合张北川教授给你们的数据——青年学生患艾滋的占总青年人群的比例上升的幅度高于其他人群,不得不说学生群体很需要关注艾滋话题。
张教授给了我你们之间的通信,可以看出你们对艾滋感染者的关注。我想,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防比治更重要。谈到艾滋就不得不谈性,然而目前中国性教育普遍缺失,我们需要很多其他途经进行探索,比如类似你和同学们组织这样的活动来推动。性是很美好的,然而即使现在谈论性比以往轻松些,我们大多也是自己摸索,而且学生对待性的态度差别很大。我的同学中有位来自河南的女生,我们讨论过婚前性行为。她并没有被“贞操”等落后腐朽观念所束缚。(当然,她也洁身自好,与男友的关系发展到合适阶段时才有性行为)与她谈话可以看出她与男友的感情生活、性生活非常和谐,他们对性的认识比较全面,他们之间的性行为非常安全。另一方面,性教育缺失带来困扰阻碍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我与一位来自湖北的女生聊到感情时,她避不谈性,认为性是羞耻的,她与男友最亲密的行为止于亲吻。从与她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她对性行为,特别是安全性行为了解甚少,更不用说对艾滋病的了解之少了。记得当年我读高三时,班上两位成绩优秀并担任学生干部的同学发生了性关系,那位女生事后后悔恐惧,告诉了我和另一位同学。她虽然掌握了基本的避孕常识,但对性行为没有正确的认识导致心理发生很大波动。那时正值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一模),她的成绩有较大波动,后来才慢慢平稳。她高考成绩自己不太满意(较高三初名次滑落),所幸还是去到了一所不错的985高校。这也足以反映出我们的性教育有多失败。
我父亲是医务工作者,我初中时就要求父亲讲解如何戴安全套,然而平时开明的父亲只回答了一句:“到该用时自然就会了”。当时我还有个疑惑——安全套是否可以保证百分百安全?由于中学学习生活节奏紧凑,我没查阅资料,这个疑惑自然也没人为我解答。直到上了大学我才知道,即使是戴安全套的性行为,也不是百分百安全。后来我还了解到,对于性交,从安全角度说,阴道性交>口交>肛交。这也就是说,对于性行为以口交和肛交两者为主的(男)同性恋人群,他们更不安全,更容易感染,男同是艾滋的高发人群。
张北川教授与你们通信中提及我是男同。在我们90后及更年轻的一代人中,gay或基(已经少有前些年的讽刺意味)这个称呼更流行。近年公众对同性恋群体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同性恋人群因此也更多暴露在人们视野中。相比于我们的父母和上一代人,我们这代人谈及同性恋也没那么多的恐惧和顾虑,但公众仍然抱有很多恐惧、偏见、歧视。我初中时察觉了自己的性向,由于不能很好地认同,我与同学们探讨过。出乎我意料,几乎所有听我表明性向的同学都很平静地接受了我。而在母校读书的几年,我完全隐藏了性向,直到高三,我向我的同桌表明性向。时隔一年,同桌说:“当初你向我表明的那一刻,我的脑子是懵的。我接受不太了,后面的谈话都是我在应付。”当年在高中课堂上,有位老师时不时提及同性恋这一性少数人群,他的口气往往是戏谑的、轻蔑、不屑和调侃。记得他讲过一个故事,结尾的话是:“你不会是同性恋吧?”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他讲过的所有有关同性恋的话,常常以收获同学们的笑收场,都有嘲讽和戏谑意味。这时的我也笑,却是苦笑。我常想说,老师,你可知道你开这些玩笑时,下面坐着的童鞋中,不止一人就是你戏谑的对象?我们并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约2%—5%的成年男性是同性恋者,2%—3%的成年女性是同性恋者。母校一个有2000人的年级中,可以估计出大约多少人喜欢同性,对同性产生好感的同学比例就更不用说了。也就是说你我隔壁和同楼的班级,都有爱同性的同学,你我身边,那些绿茵场上奔跑、踢球的同学,一起排队打饭的同学,下课孜孜不倦问老师问题的同学,在走廊上踢毽子打羽球的同学,校园来来往往的同学,所有这些可爱的身影中,都可能存在一个心怀美好感情但与多数人有着微小差别的人。然而这样的情愫常常不能顺畅表达。我高中毕业即将迈入大学门槛时,冲动地向父母表明了性向,我吃惊但又在意料之中的是,我父母非常排斥。他们勒令我“改正”,不要成为社会“渣滓”。除了爱的是同性,我从小到大是他们宠爱的对象。我的成绩很好,可以进入中国顶尖的大学学习,我曾在全校师生面前演讲,曾在全国竞赛中获得奖项,我从小通乐器和绘画,带给人们很多欢乐。但仅仅因为我喜欢的人的性别,我成了父母眼中的“变态”,老师嘴里的“玩笑”。表白性向之后我与父亲产生了激烈争执,都受了伤。出于愤怒和委屈,我离家出走好几天,最终父母以撕毁录取通知书作威胁要我回家,进行“谈判”。自然,双方未能达成共识,我的性向这话题后来在家中被封杀,禁止提及。
从中学到大学,我身边有很多爱同性的同学。上大学后,这几年我陆续了解到就在我同班(45人)中,有两位男同和一位女同。不管是与我身边的同志朋友聊天还是在一些交友网站,都可以看到男同的性行为较活跃,很多人性伴侣不固定。我的一位在某大学读书的学姐结识的一位男同曾向她炫耀,一个月他累积有24个性伴侣。很难想象这样多数量的性伴侣,如何能保证性行为安全。性伴侣数量越多,性行为的不安全性越高,据我所知,这也是艾滋传播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目前大社会环境中,大众对性少数人群不够了解,这个话题不能很好谈论,男同社会压力大,只有较少人能勇敢公开,将自己的伴侣融入自己的社交圈、亲友圈(这对形成稳定的亲密关系非常重要),大部分同志常处于一种疏离感、焦虑感中,甚至把同性爱生活跟其他社交生活分离开来在“地下”展开。同时,对性少数人群的谈论不够明朗也导致很多其他社会问题,比如“同妻”现象。这不仅导致性少数人群不幸,也导致了异性恋者和整个社会的不幸。
再者,不得不说的是,很多人一提起同性恋就联想起艾滋,甚至把两者等同。在我向父母袒露性向时,他们也常以“艾”之名劝诫我。在我看来,这是性教育缺失和对性少数人群的歧视、偏见带来的影响之一。如果我们能有更加合理的渠道、更加轻松的环境谈情说“艾”,或许不安全性行为就会少些。如果我们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倾听同性爱者的声音,了解这个群体,许多同性恋男孩女孩(特别是男孩,女同的性行为不易感染疾病)或许并不会那么压抑,也能更加顺利地认同自我,从而发展出更健康积极公开的亲密关系,降低高危性行为发生的概率,不再会有那么多人把爱和性分割开来,或是因为其他的顾虑不敢去爱、不能去爱,进而只在性刺激中寻找乐趣,甚至是以累计性伴侣数量为傲,男同当中的艾滋感染率也并不会像现在这样高。
我想,我谈到的内容已经很多了,非常希望你们能够通过各个渠道去扩大对艾滋、性等问题的了解,这对每个人,不论是爱同性还是爱异性的同学,都非常有益。因为这些事情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触手可及之处,就在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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