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北川说明：我很荣幸获得授权，在自己的个人博客中发表禹沛衡女士的文章《底层人何苦为难底层人》。拙文《就同妻罗洪玲自杀事件答问》中，虽说列举了多界别人士关于同妻现象的评论，但缺乏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群——女同性爱者的声音。禹沛衡女士是同性爱者，和我有长期的通信联系。她的文章很好地补充了我文章中的大缺失。
　　此外，拙文还缺少女性传媒界有影响力人士的声音。据我所知，我国最早关注同妻现象的女性是《中国妇女报》的宋美娅编审。她在2000年前就开始很具体地帮助同妻，而且在那之前几年就开始非常好地帮助了一位遭遇极大困难的男同。宋美娅编审不止一次在会议上发声。以下是她在2007年一次会议上的部分话语：
    我有个疑问，男同被迫进入婚姻我们可以理解，主要是压力太大，社会文化迫使。但进入婚姻后他们的所作所为（如小雯的经历），又是谁在迫使他们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是同性恋者就可以对行为不负责任呢？
    我第一次接触的同妻叫肖叶（化名）。她初次给我电话时，说结婚半年了，丈夫和她一次性生活也没有，结婚当晚他和衣而睡。丈夫和她不共用一床被，而且在两个人中间用被子垒起一道坎，把两人分开。她第一次打电话时非常焦灼，她的先生每天回家很晚，周末从来不在家。她打电话那天又是一个周末刚刚过去，肖叶说她站在阳台上，看着外面霓虹灯闪烁，甚至冒出到夜总会去的想法，她被自己这个想法吓了一跳。我想，这样的想法表露出她内心对与丈夫建立正常性关系的渴望多么强烈。
    我告诉肖叶说，你丈夫有可能是同性恋者。她很惊讶，不信。她觉得虽然听说有同性恋者，但离自己非常远。后来她为找到丈夫是同性恋的证据费了很多周折。我还介绍我的一位同性恋者朋友一起帮她认清自己婚姻的本质。她仍要亲自拿到证据。所以我想引出第一个问题，男同进入婚姻时，与他们的妻子是不平等的，男同很清楚要面对什么，但肖叶、小雯她们不知道。她们都是充满了对婚姻美好的憧憬和对爱情的追求进入婚姻的，所以这样的婚姻从一开始双方就是不平等的。一位同妻给我的信中说到：他们从一开始很清楚将要发生的事情而任其发展，我们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却要承受痛苦。而且，我接触的这些同妻，没有一人是丈夫主动告诉她们自己性向的，即使她们有所怀疑时，丈夫也千方百计掩饰。这种婚姻是以欺骗开始的，当妻子发现真相后，他们又承诺可以改，他们应该知道是不可能“改正”的。
　　从肖叶的描述中，我的体会是她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已经脱离满足七情六欲的范围了，已经上升到作为一个女人价值的这样一种认识了。作为同妻，丈夫哪怕是抱抱她，对她们都是极大安慰。这已经不仅是肌肤之亲的满足而是精神和心灵的安慰了。丈夫的贬损使肖叶很自卑，她天天自己做面膜，希望改变，长期情绪恶劣反而使她面色灰暗。那时候甚至生了病，体重下降得厉害，消瘦憔悴。我告诉她，你是天仙也没用，因为你丈夫是同性恋。这里我要引出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了解的这些婚姻中都有暴力存在。
　　没有性生活或者性生活很少是肯定的，由此给同妻们带来的身心折磨深刻而且久远。另一种是精神折磨，冷漠，无视她们的存在。肖叶的丈夫发展到打她，最严重的一次打得她3个月不能恢复，喘气都会痛。这种情况张北川介绍我认识的阿慧、小雯都遇到了。还有就是财产问题。肖叶和她丈夫共同生活中，丈夫从来没有负担生活费用，家里装修一分钱也不出。肖叶说，他给他那些朋友花钱可很大方。阿慧申诉离婚的时候，丈夫已经把财产都转移了，一分钱都不给……我有这样一个疑问，如果你是被迫结婚、不得已，那么这些行为也是被迫的吗？阿慧有句话说：“他击碎了我一生的幸福梦想，幸福对我而言已是一种不可望也不可即的奢侈想法了。”后来我联系过肖叶，虽然她离婚了，但那次婚姻对她仍有影响。这种不幸遭遇可能会伴随她们的一生。小雯问过我，难道只是用他们是同性恋这一句话，就可以推托掉他们必须要承担的所有责任吗？
　　再有一点，我想男同有矛盾的地方。一方面是同性恋者，一方面他们照样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具备普通男性身上所有的男权意识。他们把这种男权意识带到婚姻中，男性对家庭、对妻子的支配权同样要显示出来。这就使他们的婚姻有多重的复杂性。我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男同与女性结婚之后对他们的影响，比如他们更加防范和隐秘。这种婚姻对他们有什么影响，是应该考虑的问题。
　　如果说小雯等的情况没有代表性，那有代表性的是什么呢？我们注重每个个体的生命体验，主张不因他们是少数人而忽略他们权利，那为什么还要因为这些同妻是少数而对她们的困境避开不谈呢？我和同妻交流时也说，很多男同不是这样的，他们是谦谦君子，因为性向不被社会认可，他们更加小心地做人，更加努力地工作。这些话我对同妻不止一次说，让她们理解男同人群有这样大的压力。但她们说，因为他是弱者就可以剥夺我们的权利吗？因为他们不幸我们的痛苦就是活该吗？如果说有很多男同对妻子很好。我想问，“很好”，这些妻子就幸福吗？他们是有代表性的吗？同性恋者在婚姻本质上是不可改变的，女性在这种婚姻中受伤害是不可避免的，只能说谁做得好一点，谁伤害女性更严重些。
　

　
底层人何苦为难底层人
禹沛衡

　　在一群同妻或男同就专家学者支持同妻的行动进行质疑后不久，新婚的同妻，罗洪玲博士因不堪同性性向丈夫的欺骗而跳楼自杀。
　　作为同性性向的女性，我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总会忘掉被冠在自己头上的这个称呼，常是在别人或明或暗的提示下，才恍然想起自己的性向和女性这两大“特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平庸的增多，在渐渐习惯了这一称呼带来的疼痛之后，我也渐渐习惯了这一称呼带给自己的障碍，“自觉”放弃一些东西，以减少与社会的摩擦，增加一点心灵的安静。可罗女士凄然一跳，虽已数月，还是深深刺痛着我。特别是她丈夫的猖狂，她作为妻子的无助，更尤其刺痛着我被冠名称中的主语：女性。
　　罗女士生前好友小雨说，此前她对同性性向者的看法是“中立、同情”的，可此事件使她发现男同性性向者的“无下限的无耻”，使她“提不起对男同的任何同情和好感了”。小雨与张北川通信后，又说对同性性向者的认识“很混乱”，“觉得他们实在可怜，需要支持，可看看那些受害人（同妻）的例子，又恨不得他们从地球上消失。”
　　这番话又使我被冠名称中“同性性向”这一定语深感伤痛。虽然小雨指责的是男同，但指向同性性向者“很混乱” 的认识，已隐隐然包括了所有同性性向者，自然也包括女性。“同性性向”是我与男同们共有的特征，而正是这一特征吸引了对罗洪玲丈夫道德遣责的几乎全部火力。虽然他行为的重点并不在此。
　　我们正身处异性恋霸权和男性霸权的社会，这已是共识，无须讳言。所以，同性性向者，不管男女，虽明知自己爱同性，不愿，或者“恶心”和异性有身体接触，但如果谁胆敢“肆无忌惮”地公开说出来，那么我敢保证，除了会收获“恶心”、“变态”这些扑面而来的咒骂外，必然还会丧失很多正当的利益和机会。从张北川的博客文章里可以看到，有人仅向父母公开，就遭到暴打。从社会有限的信息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端倪。事业如日中天的张国荣，也许以为有那么多死心塌地的粉丝，同性性向又怎么了？可还是患了抑郁症，跳楼自杀，你能说这与他公开性向从而“收获”的压力无关吗？再有大才大勇如崔子恩，当年不也是被单位逼着到医院去开有病的证明吗？崔子恩不妥协，然后在单位被严重边缘化。庸平如我辈者，倘再顾及亲人、顾及爱人、顾及生活，于是只有缩手缩脚，俯下身体，苟且存活。
　　当然还是有人高举着自由、平等、权利的旗帜，以本真的自我公开反抗着异性恋和男性的霸权。这条路险阻崎岖，飞沙走石，这些人常常身受重伤，却只是陷入无物之阵。可他们宁愿牺牲现世的物质利益换来安宁的内心、完整的自尊、高尚的人格和世人的尊敬。可此路既如此艰险，就难免有人退缩，退缩到波澜不惊的现状，在社会主流道德的要求下，同异性结婚，做个中规中矩的“老实人”。于是，家人满意了，社会满意了，至于个体的委屈、伤痛、愤懑、煎熬，哪怕死了人，谁又在乎呢？向专家学者求援过的，不就有人无声无息卧轨了吗？
　　现在有人在乎了，那是因为有一些知识分子们千难万难地为我们力肩起沉重的闸门，放一线阳光进来，照亮这些惨痛；放几声呻吟嚎哭出去，搅扰一下这被满意被和谐的霸权社会。一些专家虽然在被攻击中，仍在继续撬动关住同妻声音的大门。不然，什么“同性恋”，什么“同妻”，谁知道是什么东西呢？前些年不还有人试图在全国计算机上强行安装什么绿坝软件，要把“同性恋”之类的词汇在人们视听里过滤掉吗？若真做成功了，今天罗女士的悲剧焦点恐怕就不在她的同妻身份了。
　　在这样天苍苍野茫茫的荒凉心境之中，有人委屈、伤痛、愤懑、煎熬之后，寻觅到了自己可以利用的资源。当然，这些资源是男人的专利，那就是男权。试问，是什么使身为丈夫的程某如此容易地把一个博士欺骗至绝路？是什么使学业有成，已然自立自强的女博士在如此强大的困扰中，只能求助于网络上的姐妹？她帖子里所说三十岁尚且单身的慌乱与自卑；父母对离婚污名的恐惧；一再怀疑却一再欺骗安慰自己的那种既嫁之应安之的传统弱女子心态，无不令我心手打颤，咬牙切齿。正是男权的肥沃土壤养壮了丈夫“无下限的无耻”，削夺了妻子自我保护的能力。
　　正是这个异性恋霸权的社会飞沙走石棍棒交加地把同性性向者赶进和异性结婚这个传统的领地，而这里的男人们――包括男同和女同的丈夫，但在这里只讨论男同――惊喜地发现，这里有强大的男权为他们壮胆撑腰，使他们几乎可以尽情地攫回在这个领地之外他们因弱势而失去的一切。尊重别人的性权利？平等？不欺骗？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有人教过我吗？有人给过我吗？我不也是在石缝下艰难顽强地发出的芽？她为什么不更强大一些？我主动让利给她？凭什么？不是她死，将是我亡啊。
　　有期《南方周末》上，一篇文章感叹“底层人何苦为难底层人”。文中讲述一个六十岁拾垃圾的老太为争地盘，以砖头打破了另一位八十岁拾垃圾老太的脑袋。作为经济和性向上双层的底层人，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是合理现象。六十岁拾垃圾的老太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想碗里有几片猪肉时，而富人们既不肯稍稍放松自己控制的资源，又无心施舍；相关政府部门又忙着大多数人的幸福，难以顾及吃不上猪肉的拾垃圾老太这个少数群体；这位老太分析到最后认定，只有欺负挨着她的更弱的拾垃圾老太，那老太的收入也归她所有之后，她碗里才能有几片猪肉，否则，她也许至死也尝不到猪肉的滋味了。至于你不会为了几片猪肉而拿板砖去打老人，那是因为你有比她更强大也更符合道德的手段。
　　虽然如此，我还是忍不住要说要问：当某些男同正享受于抢来的猪肉，又怕有一天可能抢不到而琢磨着要阻止专家学者为同妻们呐喊的时候，女性主义其实正如广阔田地里盛夏干热的麦杆迎接着燎原的火种，那时，如果把你回头的路也烧了，你可向何处去？
　　　　　　　　　　                                     　　2012年10月14日星期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