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乐清，工作在平阳、苍南的胡公藏，多年来一直被自己的“年龄”困扰着。他自称，30年前由于一个笔误，他的出生日期被登记小了5岁，这给他的工作、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为此，10年间他搜集整理了自认为足够充足的证据，期待有关部门给予更正。然而工作人员告诉他，按照相关条规，他的“证据”不符合规定，因此至今也没有得到纠正。（《温州都市报》4月5日报道）

户籍信息更改难，是近年来群众反映强烈、对户籍管理部门负面评价最高的现象之一，有的比胡先生的遭遇更为可怕。在陕西，有人因服刑而迁移户口，刑满后户口被迁回原籍，在当事人毫无察觉、公安局内部转移户口的过程中，当事人从“未婚”变成了“已婚”，导致自己想结婚却不能领结婚证。这样一个错误，竟让当事人奔波十多年也得不到解决。

如果属于年深日久的错漏，更正较难人们也相对能够理解。可是现在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一些完全属于户籍管理部门出错，当事者及时发现、马上要求更正的，竟然也比登天还难——改变户籍信息需要公民提供的手续，要求之苛刻，几乎到了“朝着柳树要枣吃”的地步。当事人面对这样的要求，多数处于“打死也凑不齐”的无奈之中。户籍信息更正为何这么难？最容易理解的原因是，户口捆绑着利益，户籍管理有着防不胜防的漏洞，与其花费精力去逐一辨别你是正常合理的更正，还是恶意占有户口利益，不如把更正的门槛越抬越高，管理部门省事省力。

这种粗放管理模式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好人的正常要求被广泛忽略，而居心不良者的恶意要求照样堵不住。因为这种“省事省力”的做法，容易混淆“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的界线。众所周知，与普通百姓的正当要求被忽略相对应的，是类似“房姐”龚爱爱这样的人，却可以通过世人难知的方式，不仅可以随意更改户籍信息，甚至可以搞到多个户口。

仅以《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及相关配套文件来说，可以证明真实户籍信息的，除“一般包括”的证据之外，还有“其他”能够证明的材料同样可以作证。但是对于“其他”的理解，到了派出所办事人员那里，却有了很大的弹性，而且只有他的理解，才决定着材料的有效性。这就必然导致“给你办符合规定，不给你办也符合规定”的裁量权过大弊端，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

在“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已深入人心的社会背景下，“户籍信息更正难”现象却与此完全背道而驰。像“出生证明”这样的条件，许多中年以上的当事者根本拿不出来。而人性化的审核，是对不同当事者采取不同审核方案，设置既严格又灵活的把关程序，把关者负有调查甄别责任。像上述胡先生这种情况，审核者如果能够深入胡先生家乡，实地调查走访，就能很容易搞清真实信息。据此做出更正，既大大方便了当事者，自己也减少了承办风险，为什么不在审核机制上做出相应改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