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温州市政府效能建设工作会议上透露，今年拟出台“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厘清政府权力边界。权力清单，是在对行政权力予以清理、减少之后，通过晒权的方式，公开权力事项，配以权力运行“流程图”、“监督图”等；“负面清单”，是将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以一纸清单的方式公之于众，凡清单之外的投资领域，政府只备案，不再审批。

“权力清单”、“负面清单”的最大价值在于，此举意味着政府放弃了一些早该放弃的微观管理事项，政府的工作重心，由此前的重事前审批，转向重事后监管。“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对行政痼疾的针对性不言而喻，对旧的工作机制触动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从认识的角度看，此举的积极意义不容置疑，但以几十年来形成的工作惯性来看，两个“清单”能否发挥改革者期望收到的成效，落实中还有哪些难以预料的挑战，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减法”与“加法”面临失衡的挑战。限权等于限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没有了审批之类“有求于我”的荣耀，转而去做既费力、又得罪人、还要公开用权程序的监管，公职人员还有多大的工作积极性？各级党政机关如果在“为公”的境界上没有提升，如果只是挖空心思琢磨如何占有更多公共资源，更方便、更名正言顺地自肥，即使推出了两个“清单”，也只能是做了一个“减法”而已，而事后监管的“加法”却未必能真正实现。

其次，事后监管的创新挑战。减少审批，意味着对投资主体的“宽进”态势。但是宽进不是目的，激发群众的创造活力才是最终目的。而激发创造活力，还需要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来实现，这里同样也有很大的改革创新空间。举个例子说，在某著名旅游城市，一些缺斤短两的商贩坑害游客十分猖獗，给城市形象带来很大负面影响。苦于屡打不绝，当地监管部门对消费者投诉案件，一经查实，不仅重罚，还在该摊点前悬挂“黑心店”牌进行警示，收效奇好。但是争议也随之而来，反对者认为，相关法规对工商执法只规定了警告、罚款、没收非法所得、责令停止营业及扣缴或吊销营业执照几种，挂“黑心店”不在此例，因此应视为“法外设罚”。争议声中，执法部门没有了执法底气。

这样的例子，无疑在告诉人们，滥权，不可能是好政府；而限权，也未必一定能限出一个好政府。换言之，“依法”只是政府的行为准则，而最大限度发挥公共职能，确保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是政府工作的根本。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限权之“法”是否科学，二是如何以改革创新的积极态度，用好、用足被限之权。

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所依之“法”，同样也需要不断地充实与完善。仅以上述例子来说，悬挂“黑心店”牌的做法，如果确实收效奇好，为什么不能在设定相应前提的情况下，列入“法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