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河南永城，一辆大货车被运政、路政部门相继罚款。司机称在出示了月票（每月给路政3000元）和年票（每年给运政3000元）后，路政部门仍要罚款，女车主求情未果，当场服剧毒农药自杀，现在仍在医院抢救。接受记者采访时，执法人员称是正常执法，不清楚女车主是否喝药。（《京华时报》12月1日报道）

运输超载对社会公共利益有着巨大危害——道路、桥梁的寿命因超载而大大缩短，交通事故因此而大大增加。政府依法“治超”，是保障公共利益的最切实举措，本身没有争议的空间。但是，一些执法部门却刻意忽略法规的实质内涵，将只能作为手段使用（而且应该是次要手段）的罚款，当作治超的终极目的。

此前，河北永年县等地推出罚款“月票”、出示“月票”就可随便超载的现象，被指枉法卖权的经典。而如今，河南永城不仅有罚款月票，而且还有年票；不仅月票年票俱全，而且你买了月票年票也不算完，还要不时承受执法者头脑发热时的即时勒索。正是这样没有头、没有数的罚款，终于让上述女车主不堪压力，以服毒来表达抗议。

超载——治理超载——以罚款为主的治超使运输成本上升——运输成本上升再通过超载补回来……，这是怎样一种恶性循环？而从执法层面来看，超载罚款，罚完款继续上路，这究竟是在治超还是在收钱？罚了款继续行驶难道就不超载了？这种“越罚款越超载，越超载越罚款”的行政悖论，为什么迟迟得不到重视并纠正？

客观地说，在超载行为具有很大普遍性今天，只着眼于现象的治超，确实存在着“查一辆车，堵一大串”的执行之难。但是，以罚款作为震慑手段，其执法效果之微，与执法机关所获的部门利益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甚至罚成了“负效果”。因此，全面以罚代管的做法，基本可以认定是部门利益推动的结果。车主的自杀，是利益相关者的极端化表达；而网民对这种做法几乎一边倒的讨伐，也足以说明此举的人心向背。

从微观层面上说，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个体理性，选择对自己而言最理性的选择。但是如果在公共管理失位的情况下，人人追求“个体理性”却极有可能导致集体的最不理性。“治超”的恶性循环难以终结，根源在于各地执法的不统一，汽车生产者存在“大吨小标”、或汽车改装太容易现象。地区利益、行业利益的主导者，都在盘算如何蚕食社会整体利益，这种典型的“囚徒困境”，才是政府的真正作为空间。

不久前闭幕的三中全会，针对行政体制弊端做出的关键性改革，就是抓大放小——用管住宏观大略的间接方式，来调整社会的微观表象。具体到“治超”，当前最关键的宏观大略，一是把全国的执法尺度统一起来，把超载车堵在出发地；二是把汽车生产商的“大吨小标”管住，缩小标载与实载的弹性比率，从技术角度控制汽车的随意改装。试想，如果新车的标准载重是10吨，实际载重最多也只有11吨，而且不能改装时，那车主即使想超载，恐怕也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