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政府以及高楼河镇政府门前，连续数天被数十人围堵。围堵者自称是辖区某煤矿被欠薪工人，希望政府帮助维权。政府在协调未果之下垫付了工资。而在兑付工资时接到举报，称领薪者许多人不是矿上工人，集体讨薪是有人策划组织。警方随即控制了包工头金某，初步查实已领工资者约三分之二不是矿上的人，他们受金某授意，假冒工人讨薪，金某因此骗取190余万元。（《华商报》4月14日报道）

政府本想为农民工解困，却被人当了一次“冤大头”，表面的教训是私营企业管理混乱，缺少工人入职资料，兑付工资时只有金某提供的一份工资表。但深层次的教训却在于，近年来基层政府“花钱买稳定”的行政思路，被一些不法人员所掌握和利用。试想，如果没有“政府垫付=政府白给”的预期，金某怎么可能会策划一场“拉人头假讨薪”给政府施加压力？仅凭着一份工资表就代发工资？不是“维稳心切”的不理性又是什么？

近年来，企业欠薪政府垫付的事并不少见。但是垫付的钱从何而来，各地也有不同的源头。在东部沿海地区，有地方政府推出“企业欠薪保障调剂金”制度，用调剂金来垫付。这当然还算是相对合理的，上述铜川这一起，当地政府有没有这样的调剂金制度都很难说，完全由财政资金垫付的可能性很大。

从弱势一方——被欠薪者的角度看，政府垫付当然是好事，毕竟政府帮自己拿到了应得的工资。而从社会意义上看，激愤之下的讨薪者，给社会稳定造成的威胁难以预料。因此，在政府监管一时难以全部到位的情况下，政府垫付欠薪无疑是最现实、最有效的“灭火”方式。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政府垫付欠薪决不能成为一种常态。动用财政资金垫付，风险不言而喻，就算从“相对合理”的欠薪保障调剂金来看，其局限性、潜在危害性也是存在的。因为调剂金的来源，很多并非全部来自企业统筹，还有地方财政、下辖基层政府、商会、行业协会多渠道筹措，这种筹措本身是否为各方自愿？有没有法律依据？各方占了多大份额？公众不得而知。那么，这就又引出了“垫付之后怎么办”等后续问题。

问题一，垫付后从欠薪者那里追不回来，如果以纳税人的钱来核销这样的损失，可能会存在依据上不合法、程序上不透明等现象。问题二，劳动关系中的纠纷，并不全是欠薪那么简单，有的可能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争议。如果政府没有搞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只凭围堵政府机关等“闹”的程度来决定是否垫付，就极有可能一只手垫付了工资，另一只手却抓不住真正的埋单者，最终把风险转嫁到纳税人身上。

政府垫付欠薪，可以为社会问题起到临时“解压”的作用；但从法理层面上讲，这种做法经不住法律法规的检验，存在一些后患。比较理想的期待，是政府能够通过垫付、追讨、究责，增大政府自身的劳动监管压力，从而通过勤政、创新，让垫付不再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