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海宁市华丰村书记朱张金打开包，拿出了一袋花生米。他数了10颗，扔进会场的玻璃杯里，用冷水一冲，短短几秒钟，整杯水都变成了黑色。朱张金说，这就是一些酒店宾馆里，售价高达160元一斤的所谓健康黑皮花生。满座哗然。有代表认为，食品安全是因为奸商道德沦丧，没有诚信，没有信仰；但也有代表认为，对奸商讲道德是对牛弹琴，食品安全就是监管不力造成的。（《钱江晚报》3月7日报道）

食品安全到底是道德出了问题？还是监管存在问题？这样的争论，好比是争论汽车跑不快，到底是车的问题还是路的问题一样，由于视角都放到了枝节上，争论再激烈也还是不会有结果。

有关食品安全“道德决定论”早就被人所提及，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也确实是主要问题的主要方面。我们不妨设想，别说当前的执法只能是“以一对多”，就算是“以一对一”，如果存心违法的人太多，恐怕也还会有盯不住的地方。因此，食品安全问题频出，社会整体道德滑坡，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是道德滑坡，终归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搞食品生产加工的，难道就不想创个品牌，做大做强吗？显然不是。可为什么掺杂使假的还是这么多？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谁守德谁吃亏，谁缺德谁发财”的示范效应太强烈。试想，一个食品从业者，本来想通过诚实守信，把生意做大。可是当他发现不诚实、不守信的同行，发财的速度都比他快，而且就算被抓住，也只是交点罚款了事，远远不会伤筋动骨，那他还能守住原本的道德底限吗？由此不难看出，道德滑坡并不全是民众的责任，而首先是社会管理的失范。

客观地说，食品安全问题，是社会道德滑坡与社会管理失范相互渗透造成的。那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也需要民众与政府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民众的努力，除了利用传媒揭露食品领域的丑恶，更主要的作为，还是体现在“用消费行为投票”上。一些假冒伪劣食品之所以有市场，很大程度上也是抓住了民众的一些消费心理。比如，有些人的安全意识很麻木，在价格上却斤斤计较。一些商贩在出售食品时，几乎是明着对顾客说：“要便宜的？要贵的？贵的是真的，便宜的虽然掺了假，但也吃不死人”。即使这么明确地告知，依然有消费者选择后者。我们不否认其中有消费能力的原因，但是安全意识欠缺，对食品安全不敏感的人，同样也为数不少。

而公共服务者的努力，则需要从战略高度，以控制经济发展速度来换取社会规范的进程。推进监管体制、机制的改革，明确监管责任，强化监管问责，让执法者推崇行政伦理。通过严格的事前防范、事后执法，加大违法成本，从外部环境上，彻底改变“谁守德谁吃亏，谁缺德谁发财”的示范效应，让食品安全问题在法规与道德的良性循环中得到根本性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