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层法院院长刘德山，只因办理过一起减刑案，而被减刑者出狱后又因涉黑被捕，上级“高度重视”，领导批示查保护伞，于是当年减刑案的法官被列入调查对象。在长达19个月、其中失去人身自由达16个月之久的调查、起诉、庭审中，他自称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刑讯逼供，法律赋予的权利被剥夺，尽管最终被无罪释放，但这名基层法官对司法活动每一个细节的亲历和观察，尤其是身为法官的他却不能依法保护自己的种种细节，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南方周末》5月11日报道）

当概念意义上的刑讯逼供，实实在在降临在自己身上时，这位基层法院的院长终于明白了，一些拿到法庭上的“公诉”材料，到底是怎么泡制出来的，检察官们到底是在为谁办案。

最初的调查，到底是司法程序还是党纪程序？没人和当事者说清楚。被拉到异地检察院，虽然知道进入了司法程序，但是违法的监视居住，先用“杀威棒”整服了你再走过场等做法，尽管受害者只能以自己每天、每次的事后记录来证明，但办案者理所当然地不会承认，法院审理时也理所当然地不会认可。但是如果我们为此开通社会调查，问问中国的老百姓，这样的事有几成可信度？原报道背后汹涌的跟帖，事实上已经完全做出了回答。

因为抓捕了黑社会头目，就想当然地认为有保护伞；为了铲除保护伞，又想当然地把与黑社会头目有一定关联、且具备一定保护能力的人列入调查对象；而在调查中，又违法剥夺当事者的权利，先定性，再逼供，让当事者在绝望无助中精神崩溃；而在层层报批，被上级法院确认无罪之后，还要留个“尾巴”，只为证明自己办的不是错案。

2011年12月份，在上级法院已批准“无罪”，浚县检察院还要抗诉，鹤壁中级法院驳回抗诉，终审裁定刘德山无罪。而距此四个月后的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刑诉法修正案推出，修正案通过“非法证据排除标准”对刑讯逼供等硬侵权给予了遏制——增加规定了拘留、逮捕后及时送看守所羁押，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和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对办案取证的种种手段进行了规范。不仅如此，修正案还增加规定了检察院审批逮捕时，要讯问犯罪嫌疑人和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程序。可惜的是，这位基层法院院长没有等到这一天。

如果我们再深入思考此事，这位法院院长的经历，似乎并不全是法律本身造成，更多还是有法不依和违法办案不被追究造成的。查案者不公示身份，监视居住变成异地关押，当事者依法争取权利，办案者一概不听、不理——种种迹象都在告诉人们：这样的办案，根本就不是在依法，而是在完成一项必须要做的政绩工程。案件假不假没人关心，有人关心的，只是你是否按上级要求挖出了“保护伞”，这个“保护伞”是否足够震憾。很多案件的办理，为什么法律规定是一回事，在司法实践中又是另一回事？原因就在这里。刑诉法修正案出台，亮点固然令人欣慰，但是新的刑诉法如果继续面对这样的司法环境，亮点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