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一家皮具厂打工的陈锡隆突然昏倒街头。直至凌晨才被发现，被送到三九脑科医院抢救数日，仍然重度昏迷。自2011 年12月以来，广州不少医院陆续发现二氯乙烷中毒病人，中毒症状无不与陈锡隆相仿。其中绝大多数患者，均来自白云区各小皮具厂，从事着与胶水直接接触的“流水线工序”。截至目前，广州已有4 例疑似“胶水中毒”死亡，还有不少中毒者挣扎在死亡边缘。（《羊城晚报》2月10日报道）

    听到这个消息，人们一定不会忘记，早在10年前，就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河北白沟数名打工妹被毒胶水熏死”事件。当年的白沟事件惊动了上层，地方官员们又是彻查又是整改地一通忙活。10年之后，人们不知现在的白沟怎么样了，却又看到相同的悲剧在广州重演。如果说10年前的用工还是“买方市场”，劳动者还属“愿打愿挨”的话，那么10年后的今天，用工市场出现了“招工难”，但“胶水中毒”依然出现？虽然政府有关部门承诺，对中毒者给予免费治疗，受害者的经济负担可以减轻一些。但是不论是谁埋单，损失总是客观存在的，追究责任，总结教训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从社会通则的角度来理解，那些皮具厂老板们，可能也有一肚子委屈：要说工作条件不好，这个行业不仅从来如此，而且家家如此，比我们的差还多的是，不是也没出事吗？没错！在一个大家只认约定俗成的“行规”、不认可法规的社会背景下，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因为大家都这样干。可是所有的“都这样干”，只是雇主的一面之理，雇工们或没有权利谈这些，或不知道其中的危害有多大。从纯粹的市场概念来说，如此“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什么不正常。可是提供公共管理的政府，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也从纯粹市场的概念出发，听任“愿打愿挨”，那肯定就是不负责的。

    皮具作坊“从来如此，家家如此”地侵害劳动者生命安全，在政府官员的政绩薄上算个什么？在当地执法部门的心目中具有怎样的地位？这才是此事的焦点所在。类似于皮具作坊因散、乱、杂而缺乏组织管理的经济形态，在全国各地决非个别。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面对相对复杂的利益主体时，难道政府除了收费收税，就再也没有其它作为了吗？难道发展地方经济就一定要以环境与生命作为代价，对“早晚要出事”的恶劣环境听之任之，只等出了事老板跑路后，再为责任者出钱埋单吗？

    这几年，在一些地方，“发展经济”被强化到了不管不顾的极端化程度，种种非理性的做法层出不穷。可是，如果以漠视生命的心态来发展经济，可能在短期内会使一些人腰包鼓起来，但却与现代文明越来越远，与发展的初衷日益相悖。劳工权益十年梦，“胶水中毒”今又来，这难道不值得警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