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达到少替职工缴纳社保资金的目的，地处湖南省益阳市的一央企下属国有企业，伪造了益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单位假公章12枚和个人私章两枚，给部分职工造假档案并办理了“提前退休”。当地公安机关经过5个月的调查后认为，伪造印章行为系单位行为，不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决定不予立案。控告人向益阳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申请复议，益阳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又向申请人下达《不予立案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不予立案决定。（《法制周末》近日报道）

    刑法未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一些行为，并不能从反向被理解为“单位不会犯这种罪”。更何况《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对伪造公章之类的犯罪，并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这项罪名是自然人的“特权”。再从法理来分析，即使伪造公章、进而伪造公文的具体行为只能由自然人完成，但是依附于伪造而获取利益的所有相关者，都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而利益相关者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换言之，对于伪造公章和公文的单位，即使不以“伪造公章罪”立案，也应该以其它犯罪立案调查。

    不难想象，一个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总要有人承担法律责任。不构成自然人犯罪，就要构成单位犯罪，或者既构成自然人犯罪，又构成单位犯罪。从法治精神的角度来理解，《刑法》在整体意义上绝对不会存在“找不到犯罪主体”的规定。然而，益阳警方的最终认定，却是单位不构成犯罪，自然人也不构成犯罪。

    单位，是一个社会组织，给单位判几年徒刑有点荒唐，对单位罚款，也要考虑单位内部无关者的利益。单位的法律责任应该怎么负？从此案的情节来看，对伪造公章的后果有着充分估计、并做出伪造公章决定的，是单位领导。承担责任的，只能是他们以及伪造公章、公文的具体人。从其伪造公章“为了给部分职工办理提前退休”的动机来看，此举明显是以“少缴费，早支取”的方式，恶意蚕食国家养老金，与盗窃无异。警方完全应该参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公私财物”罪予以立案。至于“集体研究”，更不能成为不立案的理由。因为只要对社会形成了危害，“集体研究”应被视为两人以上共同犯罪，依据《刑法》第三节共同犯罪的规定，警方同样应该立案调查。

    企业伪造公章警方不立案，无疑开了一个恶劣先例。其价值导向在于：以单位名义私刻公章，伪造公文，可以无人担责。如果大小单位争相效仿，社会岂不乱了套？而在此事曝光后，竟没有一家单位对“造假退休”档案进行过全面核查，社会关注度再高，也没有影响到造假领导的升迁。官方有意无意的麻木，也让人悟出“不立案”的背景，决非法律争议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