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云南省曲靖市的陆良化工厂，因非法倾倒工业废料铬渣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9月1日，工厂被国家环保部责令停产，在完成铬渣无害化处理之前不得恢复生产。而据当地群众反映，这家企业在禁令下达之后不到一个月，就已经部分恢复了生产，根据记者调查得知，化工厂部分恢复生产，得到当地环保部门确认。而当地环保部门只批准一条生产线恢复生产，厂里事实上却复产了两条。（据央视《焦点访谈》报道）

    很明显，在铬渣污染事件上，国家环保部的“令箭”并没有喝止地方政府，企业也没拿当地政府的批准当回事。令出难禁也还罢了，更令人苦涩的是，地方政府违背禁令、批准恢复生产的理由，竟是“这条生产线启动后，对该厂的资金链有很大的帮助，对于下一步处理新铬渣所需的资金具有支撑作用。”这话如果换个说法就是：已经形成的污染，治理起来需要钱，可是钱从哪来？只能让他复产，以继续污染为代价，搞出钱来偿还环保旧账。

    用“继续污染”的方式来治理污染，这几乎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缩影。谁都知道企业在污染环境，谁都知道环境污染意味着什么，可是污染企业一停产，贷款怎么办？税收怎么办？就业怎么办？烂滩子怎么收？当然，更大的担忧是官员的政绩怎么算？于是，“拖”就成了地方官员的不二法宝。可是拖来拖去，社会矛盾大量蓄积，物质资源、人文资源被大量透支，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日益逼进，已经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被逐渐蚕食……

    陆良化工厂的铬渣长达几十年的露天堆放，连用石棉瓦搭建防雨棚这样的“政令”都很难落实，地方政府的态度不难想象。堆放长达20年的铬渣都还没有治理，还在用制造新污染的方式来处理旧污染。除了地方政府的决策责任，此事更大的可悲之处，是看不到民众的权利诉求。如今，一方面民众的权利意识在增长，一方面政府内部并没有建立正式、有效的公众参与渠道，政府运作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好多问题看上去是发生在小的局部，却是在大的制度环境背景下形成的。陆良化工厂是否恢复生产，除了国家环保部的禁令应该严格遵守，更需要尊重污染受害者的意愿。而所有这些，似乎都可以被地方政府忽略不计。

    环保问题，是提高我国小康社会内在质量的关键，政府当然不能落在社会共识的后面。但是陆良化工厂复产这件事，让我们看到环保与政绩的挂钩还远远谈不上紧密。在自下而上的推动尚显乏力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治环保先治吏”就成为唯一的解决之道。只有通过“环保也是政绩”来决定官员们的意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他们的各自创造，“百年大计”才能从根本上落到实处。